研究论文

 

　　但是也正是由于被殖民者的力量过于分散、微小,因此不得不表现出对于强大压制力量的驯服;但是,在社会的力学关系中，弱者和他者也正是借此得以一种相对自由、安全的方式混迹于这种权力关系之中,并借助这种地位和姿态,悄悄地迂回、避让开压制力量的权力锋芒,在一些细微的、不易引起过多觉察、不会激发过分反应的地方,针对压制性的权力、规训,运用一些巧妙的计策、战术,实施个人的、小集团的违规、违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性,完成一种个人确认。这就是法国社会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德塞都提出的“抵制”概念——“既不离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这种“抵制”不是暴烈的革命行动,它不是要与压制机制以及这种权力所代表的秩序和势力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正面冲突，恰恰相反，弱者和他者在被规训、压制、控制在权力角落之中又会做出自己的反应。

 

　　丝袜奶茶的流行就是这种来自“顺民”的对殖民文化的“抵制”。英国上流阶层流行的优雅昂贵的奶茶在香港又被拉回了世俗生活的原点，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高低贵贱，也无需分场合礼仪时辰，人人得而饮之，从优雅的下午茶变为“大排档奶茶”。在丝袜奶茶的基础上，又创制出了添加咖啡的鸳鸯奶茶，以“鸳鸯”这样一个赋有中国传统意象的词汇来体现奶茶与咖啡的融合性。

 

　　其实在1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确立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工作方针，香港与内地边界分隔。随后，英国政府亦出于冷战思维和管治考量，在香港实行严格的入境管理制度，中国内地居民再也不能随时移居香港。这样，香港从一个移民社会开始向本土社会转型，“中国人”这个具有永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概念，也在１９４９年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一边是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传统中国人”，一边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并继承历史革命传统的“新中国人”。从此香港人与内地人不再经历相同的民族历史，不再分享共同的集体记忆。

 

　　其实正如香港人下午三点喝的“丝袜奶茶”，仿佛是英式奶茶，但是确实又不是，茶也还是茶，但是加了奶的饮茶方式也确实不是传统中国汉民族的饮用方式，在似是而非之间，在“规训”和“抵制”中，港人发明了自己的饮茶“传统”，并在这一“传统”中完成自我的建构。只是这个”港人”的“自我”具有“双重不可能性”——既不服从英国殖民主义，也不完全认同国家民族主义。这一时期的这种不可能性导致了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一大特点：即谁也说不清香港人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清楚香港人不是什么。

 

　　从丝袜奶茶到作为非遗的“港式奶茶”：港人的身份认同仍在徘徊

 

　　50年代以后，香港逐渐由移民社会进人本土社会，到１９７０年代，香港总人口中的本地人口已占主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爆发的“金禧事件”、“公务员薪酬”运动、“文凭教师薪酬”运动、“反对公共事业加价”运动等社会运动，一方面充当了政治变革的推动力，促使殖民政府改善民生和劳工条件，另一方面扮演了本土意识的催化剂，激发了香港居民对各种社会事件和生存条件的关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公民意识。以至于７０年代末，港人开始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有快速经济增长、高效率管理、廉洁政府、相对开放自由的制度环境里生活。一种“家在香港”的感觉由此而生。与此同时，香港也形成了独特的市民文化：重效率、重结果、重功用；奋斗、拼搏、勤奋、务实。60-80年代之间，香港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伴随着经济自信，“港人”身份的认同也得以加强和巩固。“香港文化”开始实现全球输出，并迅速席卷华人世界，一种不同于传统的雅致和精英文化的大众“市井”流行文化开始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大陆迅速蔓延，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港片、港星、港乐、港小说都成为全民追捧的对象，香港文化由西望完成了反哺。

 

　　这些来自中国内地不同省份的人以及少部分外国客，聚集在一个荒岛之上，以“香港人”的名义生存下去，多种文化相互融合、长期碰撞，最终形成了作为“香港人”特有的文化。且不说极具标志性意义的维多利亚港、平顶山、皇后大道、也不提承载大大小小展览及演出的香港会展中心、红磡体育馆、兰桂坊一条街，地道“港味儿”往往是一些“小玩意文化”（次文化）的集合。比如，那些遍布大街小巷的茶餐厅。随着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香港地区的经济腾飞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单纯提供奶茶和小食的店铺——冰室，已经逐渐不能满足需要。冰室逐渐演变为茶餐厅，茶餐厅融合了西式餐厅和中餐厅的风格，出售的既有粥面河粉鱼丸这样的传统食品也有猪扒蛋挞这样的西式餐饮，后来更发展至晚饭夜宵，甚至装修上也是中西合璧，这些餐厅渐形成了代表香港本土餐厅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港式茶餐厅，狭窄的座位，白色的制服，人声喧闹中混杂着玫瑰鸡和厚多士的味道。这里既能提供方便快捷的简餐，也能提供休闲聊天的场所，完全就是广州早茶文化、西方咖啡文化和本土快餐文化三者结合的缩影。所以，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商人文化的中心的香港转移，“食在广州”变成了“食在香港”。

 

　　而“港式茶餐厅”也以一种“更高档”、“更洋气”的形象在大陆得到扩张；丝袜奶茶、鸳鸯奶茶这些并不容易被大陆人理解和接受的名字便统一被称为港式奶茶。这与“港式烧腊”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不再在香港饮食元素的细胞，而是以一个整体的“港式”形象被推到香港文化代符号的前台。2014年，“港式奶茶”成功被列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用这样的文化保护方式更加凸显了它的“港”文化的标志符号。后殖民时代，香港在剥离了“英式奶茶”掌控的基础上，最终达到了对“港人”自己所发明的“传统”的文化自信的同时，又再一次完成了一次“文化区隔”，地区性的非遗最终完成的都是“区域文化”的彰显，只不过香港的每次彰显，都显得好像距离大陆又陌生了一点，因为似乎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始终未能从摇摆和徘徊中稳定下来。

 

　　其实从饮”唐茶”到“港式奶茶”的变更，看似只是一个饮食名称的变化，但是这背后内涵之丰富，几乎折射出中国近两百年来社会变迁的所有重大命题：革命、殖民、传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商业与普世价值，知识分子与启蒙、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等等这些困扰中国人一个多世纪的问题，这也恰恰是大陆文化与香港文化之间产生争议乃至冲突的重要原因，而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也无一不显呈现出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所蕴含着的丰富、复杂和多元。也许一杯小小的港式奶茶中，我们从依然不太习惯的苦涩感中，品尝到的依然是互相的陌生和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