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践

 

　　三、文化服务阶段与非遗调查的田野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2011年正式颁布实施，不仅是国家非遗保护立法的重要成果，也是大学非遗研究的智慧呈现。以非遗法为保障，国家非遗保护与传承运动向大学倾斜的政策得到体现，政府非遗管理部门在许多高校设立省级非遗研究中心，推动了大学非遗学科的发展。大学原有的非遗研究中心(如成立于2002年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遗研究中心、成立于2006年的华中师范大学非遗研究中心和重庆文理学院非遗研究中心)也都得到了政府文化部门的资助与扶持，以非遗研究中心为代表的非遗学科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深入当代语境展开调查，提供文化服务。从此，中国大学的非遗传承实践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以学科为主体、社会传承为核心的文化服务阶段。

 

　　非遗学科[12]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包括十大类的相关学科，均以非遗之名，不断整合与扩张。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国家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机构的延伸。因此，与其说大学的非遗学科具有自觉性，倒不如说这是国家非遗运动的重要形式。当然，也正因为有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相关学科原本并不景气的状态得到了根本性扭转，资源、人才、政策等学科条件都有很好的改善。中国大学传统学科体系中非遗相关学科的边缘化格局，在国家非遗运动的供血与求智中显现出文化新气象。国家文化部新增设的非遗司与国家非遗保护中心，在行政系统中建立起国家、省、县的三级非遗管理机构与非遗保护中心。这个非遗系统的建立，延伸到高校的学科体制中，催生了上百个中国大学建立地方文化研究中心和非遗研究中心，成为中国大学非遗传承实践的基础性平台。

 

　　我们以湖北省为例，来观察大学非遗学科与政府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度关联，以此分析中国大学非遗传承实践在“非遗法”之后的文化服务。

 

　　2013年11月，湖北省文化厅和湖北省教育厅联合在湖北属地的大学设立省级非遗研究中心，共有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湖北大学、武汉体育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湖北师范学院、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湖北民族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江汉大学等巧所大学的非遗学科建立了省级非遗研究中心。2015年又在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湖北科技学院、武汉商学院、文华学院等5所大学增设了省级非遗研究中心。[13]

 

　　这些大学的非遗研究中心以原有的非遗学科为基础，各有侧重，分别赋予湖北省非遗保护的研究任务。这些大学非遗中心的研究任务分工，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非遗名录的十大类型所对应的学科研究任务。对应于十大非遗类型的研究任务主要是原有的非遗学科比较突出的大学，如华中师范大学的民间文学研究，武汉纺织大学的传统工艺研究，武汉体育学院的传统体育研究，武汉音乐学院的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研究，湖北中医药大学的传统医药研究等;一是非遗保护的地域性研究任务。分布在地级市的省属大学，都被纳入到地域性特色鲜明的非遗保护研究范畴，如长江大学对荆楚非遗的保护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对鄂西南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研究;江汉大学对武汉地区非遗保护的研究等;三是非遗保护方式的研究任务，如湖北工业大学的生产性保护研究，文华学院的非遗校园传承研究。这些明确的非遗研究任务，客观上形成了湖北属地大学服务于湖北非遗保护研究的多个领域，促进了大学的非遗学科生长与发展，本质上则是大学非遗学科服务于湖北地区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

 

　　中国大学非遗学科参与所在地区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研究，最主要的方法是开展地域性的非遗调查，协助当地政府建设非遗名录体系和制定非遗保护策略。由于非遗调查任务重，研究力量不足，大学非遗学科往往会调动研究人员及其研究生、本科生一起参与，形成大学非遗传承实践的新的形式，即运用大学的知识与人才力量，引导大学生、研究生进入社会生活展开非遗调查，将非遗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将非遗调查与非遗传承结合起来，将大学传承实践与文化服务结合起来，使得中国大学的非遗传承实践有了清新的文化活力，既寻找到了当下非遗保护的鲜活对象，又探索出了大学非遗传承的社会路径，堪称中国大学非遗传承的最佳形态。

 

　　与之相关的社会服务传承，是中国大学非遗学科群体参与到国家文化部节日志、百部史诗志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如果说省级政府文化部门的研究中心设立与保护合作，是基于行政管理模式展开的话，那么，以国家文化部直接牵头的两大非遗志项目则是以专题调查和科学研究课题的方式，集中整合大学非遗学科的优势力量，深入开展非遗调查和非遗保护的经典代表个案。

 

　　2009年正式启动的中国节日志项目，2013年正式启动的中国节日影像志项目，2014年式启动的中国百部史诗工程项目，都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特别委托项目，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担任项目主持单位，列出若干个子项目向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非遗学科招标完成[14]。这三个项目式的文化服务专题，成为中国大学非遗传承实践的杰出个案。中国大学非遗学科投入了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近万名研究人员，在全国各地开展深入的节日调查和史诗调查《中国节日志》项目作为国家首次发起的全国性代表传统节日调查，针对各民族、各地区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含节会和重大祭祀)约150个作田野调查，涉及800多个调查点，准确、真实、全面记录中国多民族传统节日的历史、现状及其多样性。中国百部史诗工程是对中国各民族的100部史诗作深入调查和记录。这些巨大的非遗调查项目，成为中国大学非遗传承实践的深度路径，可以从中培养学科人才，也能够实现大学生传承非遗的教育目的[15]。

 

　　中国大学非遗传承的文化服务，以田野形态呈现出来，切近非遗作为活态传统文化的本质。中国大学的教师与学生两大主体在非遗学科(非遗研究中心)的平台上，深入中国非遗现场，调查节日，记录风俗，走访史诗传承人，将非遗理论的教学活动带入到实际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大学生获得了丰富生动的感性经验，大学非遗传承的实际效用也就在田野调查现场得到可持续性的兑现。

 

　　我们以2004年至今的大学非遗传承实践历程为考察对象，比较粗略地梳理了中国大学的非遗传承实践的主要形态，所截取的横断面虽然只能窥其一斑，但总体上可以反映中国大学非遗传承实践的现状与基本逻辑，折射出中国大学己然成为中国非遗保护的重要力量的现实。当然，由于非遗概念不准确、国家名录体系不周严、非遗文献的知识性传承基础弱，导致整个传承实践的杂糯化与符号化。

      （注释从略，请参见原文）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