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从“重说”到“戏说”：娱乐化与民国文人轶事的虚构
“民国热”的兴起离不开大众媒体的推动，最有力的鼓吹者都和媒体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有些还通过参与新媒体节目（陈丹青《局部》、高晓松《晓松奇谈》《晓说》），深度参与到媒体中。他们深通大众媒体的运营之道，知道要扩大影响，让更多人接受他们的观念，必须精熟大众的表达方式，迎合大众的趣味。至于相对低端的推动者，诸如微博、微信上的历史营销号、用剪刀浆糊炮制民国读物的写手，其生存更是和媒体息息相关，他们追求转发量和关注度，人们想看什么就制造什么。随便在媒体上搜索和民国相关的文字，就能看到这样的标题：“揭秘蒋介石童年：熊孩子一个，一生很少提及父亲”“猝死、纵欲、暗杀：‘小诸葛’白崇禧之死”“民国大V：鲁迅文艺圈‘网红段子手’”“民国的大学老师吃什么？外卖、小灶、零食样样齐全”。岁月赋予民国美感与传奇性，大众传媒则为民国提供了宽广的演绎舞台和放飞想象的空间，从而促成了媒体民国历史叙述的娱乐化与戏说化。
尽管那些民国名人轶事的讲述者打着“揭秘”“求真”的口号，但我们很难分清他们和“段子手”与“说书人”的区别。以音乐人高晓松为例，他在脱口秀节目《晓松奇谈》里干脆作说书人的打扮：手持一把写有“晓松奇谈”的扇子，一边手摇扇子，一边高谈阔论，谈蒋介石日记，聊西安事变，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有观众一眼看出了节目和说书的相似之处：“说书/唠嗑/吹牛皮有个共同点，容易越说越激动，说到激动处，拿扇子一扇，又冷静一点，顺便找回了自己的逻辑和底线。”
《晓松奇谈》频频谈及民国。为了增加趣味性，高晓松（和他的团队）很少采用正史，而是非常倚重奇闻野史，节目的广告词就叫“奇闻说今古，谈笑有鸿儒”。传播这些“不为人知的秘闻”，不仅有助于彰显高晓松的博学多知，还炫示了一种打破“压制”与“禁忌”的快感，塑造其特立独行的公共形象。而所谓的“历史秘闻”恰恰有很多是假的，比如在《西安事变》一集中，高晓松挖掘了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合作史，他根据“最近披露的史料”，称1936年7月时，中国共产党在已经和张学良达成合作共识的情况下，还派周恩来去与蒋介石密谈，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有政治手腕，不忘给自己留条后路。其实所谓的“蒋周密谈”发生在“西安事变”后，国共初步形成合作共识的1937年3月，所谈者为建立国共二次合作统一战线事宜。所谓“最近披露的史料”无疑是移花接木的结果，在节目中这样的“秘史”俯拾皆是，也难怪有人称高为“历史发明家”。
除了影响历史进程的“民国秘闻”外，《晓松奇谈》还常常谈及的民国女性的私人生活，甚至还专门做过两期节目，谈民国的“乱世佳人”，选取民国时期的名媛，对她们的婚姻与爱情加以渲染。比如对“民国女神”林徽因，高晓松着重介绍了她与梁思成、徐志摩和金岳霖的多角恋；对陆小曼，高晓松则津津乐道于她与王庚、徐志摩和翁瑞午的罗曼史。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高晓松还用当下的价值观念来评价这些女性，比如把女性自我意识较强的萧红、陆小曼比喻成“作女”。当节目用带有亵玩色彩的言语，把这些情爱故事揭开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民国名媛的想象。说白了，这些故事和今天娱乐明星的绯闻韵事一模一样。通过虚构故事，来满足大众的窥私欲也成为节目常用的手法。
高晓松曾在其中一期节目中，津津乐道讲述了所谓“川岛芳子死里逃生”的轶闻，称满洲贵族、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未在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她雇替身受刑，自己则逃出监狱，以农妇身份在东北度过余生。这则传闻是近年来由长春的一对母女编造的，所用辅证极为牵强，且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虽有不少小报登载，但严肃学者从未采信。可还有什么能比民国女间谍神奇脱身的故事更有轰动效果呢？一经播出，收到了大量评论和关注，其中不乏“我私下希望她没死的，这么传奇的人被枪毙掉了有点可惜”这类充满好奇心的话语。
编得越离奇，受众兴趣越大。所以讲述者还要在故事中“添油加醋”，对一些情节进行再创作，尽量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上文列举的刘文典、梁思成故事就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再对《刘文典飞踹蒋介石》做一些分析。
刘文典和蒋介石在1928年确实因学潮发生过冲突。据《刘文典年谱》梳理，学潮的起因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成立16周年纪念，安徽大学百余名男学生闻讯前往，准备“参观跳舞”，遭到拒绝后捣毁女校的礼堂、宿舍，殴打女仆，女中学生赴省政府请愿，要求开除为首的闹事学生。代理校长之职的刘文典答应赔偿损失并道歉，但拒绝开除肇事学生。冲突发生在刘文典奉命向来巡视的蒋介石说明学潮情况时。客观来说，这场“学潮”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大相径庭，甚至带有青少年男女的儿戏成分。蒋介石的质问不无道理，而刘文典的顶撞则有护短之嫌。同时代人对这场冲突的记录非常克制，鲁迅在《知难行难》（1931年）中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胡适在《人权与约法》（1939年）中甚至抹去了刘文典的名字，称“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两者都指出刘文典在言语上冲突了蒋，但都没有刘文典脚踢蒋介石的细节，也没有渲染刘文典的风骨，更没有赞扬蒋介石的雅量。20世纪80年代，在张中行的《刘叔雅》（1986年）、万亚新的《宜城学潮录》（1986年）等记录中，这则轶事也在逐渐丰富，强化了刘文典面斥蒋的内容，但仍没有脚踢的情节。
就笔者的考掘而言，“飞踹蒋介石”最早由畅销书作家岳南杜撰。岳南以写报告文学出身，撰写过考古、盗墓、文物流散等题材的通俗著作。2005年以后，岳南转向写作民国学人题材，陆续撰写了《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等著作。岳南是一个市场敏感度相当高的作家，他的写作转型恰与“民国热”的兴起同时，他精于捕捉大众对民国的怀恋，以通俗活泼的笔调表达出来。同时他还积极制造各种话题，在《陈寅恪与傅斯年》里提出“民国之后，再无大师”等极具情感渲染力的口号，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如今的岳南已经是中国作家富豪榜上的常客，是坐拥19万粉丝的微博大V。
在岳南的民国写作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南渡北归》，这本著作描写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避难西南，尔后回归中原的故事。作品包含了大量野史逸闻式的描写，并时常以戏谑的文笔出之，以至于有人称其为“南北文化圈撕逼大事件全解读”。关于刘蒋冲突的传奇也出现在这本书中：
蒋介石闻听此言怒火冲天，嘴里喊着：“大学学生黑夜捣毁女校，殴伤学生，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话毕，顾不得自己的身份，照准刘文典的面部“噼啪”扇了两记耳光，而后又抬腿用笨重的马靴在刘的屁股上猛踹两脚。刘文典一个趔趄，身子摇晃着窜出五六步远，头“咣”的一声撞在一个木头柜子上，巨大的冲击力将木柜拔起，“轰隆”一声撂倒在地上四散开来，刘文典也在惯性的牵引下扑到在地。但仅一眨眼的工夫，刘文典就于满地乱书与碎瓷破铁中一个鲤鱼打挺站将起来，身体后转，倏地蹿到蒋介石面前，像武侠小说中飘然而至的英雄人物一样，飞起一脚，“噗”一声闷响，踢于蒋介石的裆部。蒋“啊”了一声，躬身猫腰，双手捂住下半身在屋内转起圈来，额头的汗水像秋后清晨菜叶上滚动的露珠闪着惨白的光芒，一滴滴飘落下来。众人见状，大骇，知刘文典的一脚正好踢中了蒋的小蛋蛋，急红了眼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将仍在抖动拳脚做继续攻击状的刘文典一举拿下，速将呈霜打茄子状的蒋总司令抬上汽车，送医院施救。
这是一段充满戏说和传奇色彩的文字。作者以说书人的口吻展开叙事，“添油加醋”地描绘了这场冲突，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刘文典的挨打和反击，还加入了“头撞柜子”“鲤鱼打挺”等细节，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为了挑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作者刻意在形式上追求演义小说的风格，使用大量明清小说式的语言来组织行文。这种处理是相当成功的，有读者赞其：“作为一本大部头的历史著作，读来竟从不枯燥，像小说一样流畅，欲罢不能。”但另一方面，无论是蒋介石的打人，还是刘文典的反击，都是作者在史料之外的过分演绎与想象。作者对“脚踢蒋介石裆部”这一细节浓墨重彩的描写，无疑为大众提供了一个窥探历史隐私、消费名人八卦的机会。无论是戏说的文笔，还是戏剧化的情节，都是为了迎合市场，这么做的代价是牺牲了历史的真实性，正如某位批评者说的：“作者为能吸引读者，有意引入大量名人八卦和细节，杂之以抒情式的议论与近乎粗鄙的语言，暂且不论这本书能否称得上是‘史诗’，但这种于史无据、文字轻佻的叙述，倒是有弄巧成拙之嫌。”
和正史相比，对民国的传奇化改编更具审美价值，更符合大众的猎奇心理。“眼球为王”的传媒吞噬一切，再高尚的理想也要向文化工业与大众趣味低头。正如作家肖伊绯所说：
谈王国维必说《人间词话》；说陈寅恪必说《柳如是传》（即《柳如是别传》——引者注）；讲钱钟书最爱《围城》；侃胡适少不了韦莲司，这即是大多读者对民国学术的普遍取向——文艺化最终指向娱乐化，这即是如今的文化。学院派板着脸做的表格与说教，没多少人看，但人人都能说上两句，人人都有“民国范儿”。根基早已坏死，能娱乐就不错了。
于是，“重说”变成了“戏说”。“戏说”在大众媒介中获得了纸面、音频、视频等多渠道的传播。这些形式符合都市中产的趣味，也符合他们接受知识的方式：轻松、有知识、有格调，既可以集中阅读，也可以在上下班、购物、健身时通过视听获得，于是，各种关于民国的想象与谣言借着大众读物、纪录片、脱口秀节目迅速传播开来。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