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由于解剖学、地理学、自然科学的迅速进步，一门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冲破了欧洲中世纪“神创说”的迷雾，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综合性科学，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三个分支。到了19世纪后半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达到了极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等一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并形成了若干有影响的派别：首先出现的是进化学派，代表人物有摩尔根、泰勒等人，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演变，他们利用进化学说来说明人类是怎样从原始时代进入19世纪文明的。此外，还有以德国拉采尔为代表的传播学派，以美国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以及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以奥籍波兰人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等。

 

　　有些人类学家把神话作为研究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资料。他们对神话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神话理论。由于进化学派出现较早，其神话理论比较完整，在它风靡欧洲之时，人类学其他学派的神话理论尚未盛行，因而欧洲就把进化学派的神话理论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以区别于19世纪较早出现的神话学派、语言学派等神话研究派别。

 

　　人类学派屏弃了神话学派、语言学派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现代的文明人是由野蛮人进化而来，这两类人的思维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他们主张用人类学的方法“取今以证古”，即通过对现代野蛮人生活及信仰的研究，去了解并恢复古代原始神话的面目。人类学派神话学家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神话的各种现象，肯定了神话与原始人生活及思想的关系，并把神话研究领域从神话学派只注意的印欧民族扩展到全世界、全人类，从文明人扩展到未开化的野蛮人，从语言学派只关心的自然神话扩展到社会神话（泰勒称之为文化神话）。

 

　　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神话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妨说，中国近代神话学还在襁褓的时候，就出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影响之下了。

 

　　回顾与探索

 

　　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一书再版所撰的前言（1978年）中写道：

 

　　我对印度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十九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

 

　　茅盾的这段话虽然是讲他的神话研究怎样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却也相当清楚地勾勒出“五四”前后我国神话研究的基本轮廓和所走过的道路，扼要地指出了这样一些历史事实：第一，欧洲人类学派是怎样传入我国的；第二，人类学派的哪些神话理论在我国得以传播；第三，在未接触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以前，我国学者对神话的见解主要受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影响。

 

　　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是怎样传入我国的？

 

　　晚清已经开始有人介绍欧洲的神话，或者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理论来评述神话，不过当时这样的研究成果仍属凤毛麟角。如1903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题为《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的短文，同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希腊神话》，以及章炳麟、刘光汉、黄节等晚清民主派人士论述神话的片断文字，均试图以进化论观点，以新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解释一些神话现象，特别是注意于希腊、北欧、印度神话及其对本国和欧洲文学发展的影响，较之过去我国古代文论对神话的论述，在方法论上是前进了一大步。

 

　　1907年，鲁迅、许寿裳等人筹办《新生》杂志时，中国留日学生周作人在东京根据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家安德留•兰的《习俗与神话》，写过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交鲁迅，鲁迅把写好的一部分用稿纸誊清后，等许寿裳来时传观。卒因《新生》流产，文章亦未终稿，后又散失无存了。同年，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安德留•兰等二人根据荷马史诗编著的小说《红星佚史》（原名《世界欲》）。译者在该书前言中对希腊神话及英国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1913—1914年他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等文章，对安德留•兰的神话观点，作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问题的重要论文。

 

　　1907—1908年鲁迅的几篇文言论文，特别是《破恶声论》中有关神话的论述，对神话的起源、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是我国近代神话研究史上最早出现的论及神话问题的有价值的文章。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鲁迅对神话的见解，在一些基本点上，是同人类学派的观点相一致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并没有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角度去欣赏神话，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19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做系统的研究而钻研欧洲古典神话，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和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郑振铎是为了给中国史学“另辟门户、寻找道路”而研究神话的，等等，尽管个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大小各异，但是，他们努力“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的愿望却是一致的。而且他们选择的道路，使用的理论武器和方法，却是惊人的相似，都是以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作为依据。

 

　　不难看出，“五四”以前我国神话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荆棘丛生、未经开垦的处女地，真正的科学研究尚未提到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