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但伽达默尔对解释学作为本体论的坚持并不是解释学的终点；实际上，解释学要求成为方法的呼声从未停歇。对我们当前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的解释学。利科肯定了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引对解释学的本体论分析，但他重申了解释学作为方法论的地位与必要性。在他看来，“人们在只有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他生命的外化和它们对他人产生的效果来认识自己。他只能通过永远是一种解释的理解来间接地逐渐地认识自自己”。因此，理解不能靠沉思，而只能靠狄尔泰指示的道路，即通过对“生命表达”的分析来迂回地理解——“理解的存在论涵蕴在解释的方法论之中”。当代解释学某种意义上又回归到了狄尔泰为之勾画的视野与任务。

 

　　通过以上这一番简要的概述，我们可以将解释学的本质与核心概括为：在其“原初状态”中理解生命、如其所是地把握生命。在理解生命之一般本性的基础上，它是哲学或本体论；用之于理解具体的生命之表达/表现时，它是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而关键的是，这一“理解”不是客观的看，而生命之内的看、作为生命（/实践）本身的看——理解是生命本身的“原始的存在特质”、“人类社会生活的进行形式”。因此理解及解释也是一种生命“内部”的活动——来源于生命，服务于生命。

 

　　以此为参照，我们会发现，在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对民俗研究提出“生活转向”的意图，可以说即是“解释学”（式）的——它内在地包含一个理解（“活生生的”）生活及民俗的意图（本体论方面），并为此构思了相应的研究方法（方法论方面），而这一研究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实践意向。如前文所说，“生活转向”范式的实践者对此的理解是局部的、零碎的，但在这些思想碎片中，仍然呈现了一个解释学意图的轮廓。我们下文仍以《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核心做一分析。

 

　　2.解释学意图的实践意向及本体论表现

 

　　概而言之，“生活转向”的解释学意图的表现——也即这一范式转换的根本方面在于，它将当代民俗学研究置于了“生活”这个“参照系”中。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生活”概念在其中的意义，不能仅仅在方法论维度来理解；虽然在本书及大多数生活转向实践者看来，将民俗理解为“生活”意味着对民俗研究提出了新的方法上的要求，“生活”被当作了新范式的核心“理论”、“概念”。但实际上“生活”一词同时指示了前述本体论、方法论与实践意向三个维度，也即“生活”同时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本质”（本体论）、“作为学科研究方法”（方法论）及“作为学科内在使命”（实践意向）。

 

　　我之所以称高丙中提出的“生活转向”规划隐含“解释学意图”，因为他是在相互联系的整体中构思上述三方面的。虽然全书最突出的仍然是学科研究方法即方法论层面思考，但这一出自对当时民俗学研究取向之“失望”的反思性工作，实实在在地包含着来自“民俗生活”本身的要求，以及对民俗学回应民俗生活之要求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扼要表述即作者所言：民俗学研究者“必须转向生生不已的现实人生而使它充满活力”。这是整本书着力论证的“生活整体研究”方法的最终目标，如作者所说：“民俗生活是民俗的现实展示，是人对民俗的具体参与或操作，因而是我们开展整体研究的对象。当代中国民俗学家可以通过研究民俗进而关心国人的人生，关心在传统向现代的大转换过程中显得异常艰难、异常困苦的人生。”因此，绝不仅仅是研究工作对“生生不已的现实人生”的观照问题，更是“使它充满活力”的实践责任问题。

 

　　正是出于这一实践意图，作者才能发现钟敬文先生对学科构想的只言片语的意义，才能将“生活作为研究对象（民俗）的本质”这一命题提上研究日程，使之成为学科的急迫问题。由之而来，一次朝向“生活”的学术解构之旅开始了。虽然，这一问题是在民俗学科的独立性及系统性建设这一任务下设定的。如作者所说，“这个学科缺乏基本的概念体系”、“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以及“没有自己独立的和完整的研究对象”，而最后一个问题“最为关键”、紧迫，是“火烧眉毛”的事。但回过头来看，学科的独立性及系统性建设并不是必然的任务；毋宁说，只有系统化成为一种要求时，才会成为一种亟待解决的任务。为什么要从对学科的一个特定理解再出发，这是通过学科史的“解构”过程实现的，但根本地不是一个仅能从学科角度提出的问题，也不是一般研究工作的必然要求——否则那些研究不会长期存在。因此，必须从高丙中的“主观意图”理解这一要求；或者说，学科系统化要求背后的价值论视野才是最后的根据。因此，学科的体系化努力是表象，研究对象的统一也是表象，实质则是对民俗理解变革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理解《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朝向学科独立与系统化中的某些令人疑惑之处。假如本书的核心任务是寻求民俗学“独立和完整的研究对象”，论述行进到“民俗生活”可算大功告成了。因为通过萨姆纳对民俗的分析，作者给出了本书唯一的民俗之定义：“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也给出了相应的民俗学“可操作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单位”。我们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还要引入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换句话说，“生活世界”对于作者构想的学科体系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