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知道人类学有很多经典故事，当一个村庄已有五个、五十个、五百个人类学家去过之后，被访者已经背熟了整个结构，甚至最后会问“咦，你是不是还有两个问题没有问我”?可见，被观察对象普遍存有一种文化心理——迎合。另外他也恐惧，由于你高高在上，他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第一感觉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有很多策略，其中之一就是通过“造假”来迎合你。在你去做调查前，他们说不定早已先开过动员大会做好准备了：等你到访，争取利益。显而易见的是，在利益关系里访谈者和采访者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不真实和不可靠的。

　　这样，人类学的“参与”里面就有很多折扣。任何一种本地文化，如果说还依然是一个完整体系的话，一般都有禁忌。这个禁忌不单对城市的学者，就是外族也是不能轻易触及的，比如性的问题等等，都会有很多的禁区。作为外人，你会被隔离出这个禁区，无法知道处于内部的文化逻辑。那样，你又怎能真正参与到这个文化社群去?是他们转告你的?还是你自欺欺人?

　　所以，参与式观察在什么程度上才可做质量认定是难以实现的，有什么方式能证明你作为外人真正参与到了“他者”当中呢?很难。再例如，一个无神论者怎样融入有神论者群体之中，去真正地参与招魂、朝圣乃至轮回转世?基本不可能。你连这些行为事件所依赖的观念都不信，如何能像当事人们一样，切身地参与其中呢?这时的你，表面看进入了“异文化”现场，其实是身心分离的，处于方法论意义上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困境里。于是，当你明明已身处一个他者的文化体系，却又顽强地固守自己的既有信念，你又怎能进入?而你不进入，你怎么描写?你不描写怎么分析、阐释?所以这样的“参与”“观察”都要打问号。

　　上面简要列举了四组较有代表性的方法与方法论——采风、访谈、观察和参与——来做简述。结论是它们都有道理，各显功能，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范围也有过不同之意义、作用和价值。但是，如果将这些不同方法放到人类学的整体构成之中，与宏观、中观、微观的层面相结合后再进一步分析的话，却都显出了各自的局限。

　　四、讨论：人类学可能的方法是什么?

　　人类学可能有什么样的方法?要讨论这一问题就还得回到开头的判断：有什么样的人类学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此，需要再次问一下：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类学?也就是说，需要对人类学再做一个根本的辨析。

　　(一)作为知识的人类学

　　人类学当然是一门知识。人类学家们通过艰苦的劳动一部部地写出民族志，生产出影响深远的学科知识，投放于社会结构里面，加入到历史过程当中，填充了被我们叫做人类学知识的体系。而作为知识的人类学的一种目标，在西方，便是话语创造者们一心憧憬并已逐渐完成人类文化的世界档案。在这一点上，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在很长时间是被动和晚进的，只好抄别人，照搬西方；因为我们已来不及完整地研究欧洲、非洲或大洋洲，难以完整地研究中国之外的其他民族。所以到目前为止，人类学在知识层面提供的世界档案几乎都是西方人完成的，是西方的人类学家在告诉世界，人类如何起源，如何进化，经历了哪些阶段，怎样从灵长类的高级动物通过劳动站立起来，成为智人，然后再经过不同的社会阶段逐步发展到了当下。如今的人类学依然由西方领头，继续告诉世界：人类拥有共同的基因，各国的人都来自非洲，只是经迁移和演化才形成今天的种族、国家。人类学继续告诉我们说，虽然人类有着共同起源，但经过漫长岁月演化出来的体质与文化多样性，其作用不可低估，因为那是灵长类高级生命适应环境的体现，对于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所以应该毫不含糊地珍惜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等。这就是说，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人类学已经完成了《圣经》以后的知识谱系重构，形成力量强大的人类学的叙事和以“进化主义”为特征、影响全球的意识形态。由这种类型的人类学派生的方法和方法论，强调科学与实证，关注真理和规律。

　　(二)作为工具的人类学

　　作为工具的人类学也有自己的方法和方法论。人类学一旦成为一种知识体系进入到社会权利之中后，再和“殖民主义”等思潮结合，就会推衍出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派生的话语霸权。此后，自认为中心的人们就会以人类学知识为工具，划分不同人群的高低优劣，力图对被判为劣等、野蛮者施以改造同化，极端的还欲加以扫荡清除。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工具的人类学可以通过话语的治理，借助经济、贸易等来实现这种同化目标，手段会包括像华勒斯坦讲的世界体系市场、资本控制等等来完成[8-9]。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工具的人类学设定的未来远景就是治理“他者”，同化全球。然而世界历史的不均衡，这个“他者”每每就是非文明、非基督教、非现代……各种各样的非西方存在。

　　作为工具的人类学在这个意义上有很多具体案例。比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该著的主要作用是在二战以后帮助美国治理日本。另外是西方汉学对中国的表述。西方人类学一直在讲中国故事，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西方的人类学不仅展示区域和局部的民族志，也不仅是对某种肤色、服饰、习俗等的白描和支离破碎的表述。西方人类学一开始就在讲中国的整体故事——包括马克思。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进化论的人类学者。他的思维模式就是把中国包括到世界整体格局中去。所以，在现代的新世界格局中，关于中国的故事，我们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别人讲完了。而且在别人的故事讲述里，中国不是“非西方国家”就是“亚细亚方式”，要不就是“远东”“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冷战结束后，又有亨廷顿这样的学者把中国重新界定为儒家文明，认为这个文明会跟伊斯兰人站到一起对付西方，反对基督教世界，于是提醒美国政府让儒家和伊斯兰打仗，并尽量隔离儒家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文明不能对话。接着另一个美籍学者福山出来说，历史已经终结，如今的世界只剩下“最后一人”，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人类的最后选择。任何国家可以继续徘徊在这个体系之外。但如果你早一天进来，早一天得救，若不进来，早晚毁灭。他们讲的这种故事，你可以不听，却无法拒绝被讲。这就是说，在作为工具的人类学的故事里，中国已被写了进去。

　　(三)作为方法的人类学

　　现在可不可以尝试一下，不再探寻人类学方法，而是反过来把人类学当作方法呢?我认为当然可以，而且必须。我们应当重新关注人类学对人类的意义，探寻作为方法的人类学。由此，人类学才可能回到它的起点：通过对“人是什么”的不断追问，使人成人。有了这样的铺垫后，我们便可更加清醒地再看人类学可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同样是三个层面：

　　1.宏观的人类学方法。其对应的是世界的人类学、整体的人类学，也就是整体论的方法。这个整体论是全景式的，内含差异的比较和关联的方法。在这个层面如今的中国是缺失的。我们现在通行的是国别间的比较方法、东西方之间的异同方法，还缺少整体的、全人类的方法。因为过度强调本土，我们的人类学便没有非洲，没有澳洲，没有与本国无关的东西。

　　2.中观的人类学方法。这自然是我们最常见和最熟悉的，也就是对特选的、有边界对象的考察方法，物象实证方法。以上两种的共同特点是外向式方法。研究者把自己和对象分成二元的结构，然后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和阐释。

　　3.微观的人类学方法。它指涉的是个人的、自我的、内省的。跟以上方法的区别在于，这是一种内向式的人类学方法。人类学随着自我的延伸或者对象的转移，出现了这种朝向自我的内转趋向。这种趋向就是转向微观人类学、生命人类学，转向自我人类学，把研究者从对象化的事物中解放出来，从村寨、族群、国家、历史里超越出来，重新还原为一个特殊的、独有和自在的生命个体，然后再来倾听、来观察和体验。最近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在研究这种内在的人，而不是外表的对象和社会化的人，也不是被我们称为“文化”的物象，甚至不是被称为“非物质遗产”的东西[10]。这样的转型意味着内向式微观人类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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