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结一下，如果说对人类学的学科体系不用四分法，而用三分法来看待，那么跟它对应的方法和方法论就呈现出另一种结构样态。你看，体质人类学对应的是“科学实验”，社会文化人类学对应的是“物象实证”，哲学人类学则对应着“身心经验”——或身心体验、体悟。由此看出，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人类学方法和方法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还可再顺此反过来追问：你所谓的人类学是什么?在哪里?为什么是这样的人类学而不是别的?对这些问题都有必要做出重新思考。

　　(二)三层视界与人类学对应的多重方法

　　所谓“三层视界”，先从中间讲起。现在的人类学主要是中间的层面，也就是有关“群”的研究，即区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学。它构成人类学视界的中层，而视界的完整结构应该是三，往上走，打通全人类、全球化，也就是世界的人类学；往下走，聚焦个体，是个人的、自我的人类学。把这样的结构放到一块儿来看，我觉得人类学的三层视界宛如两极之间无限地带。两极的一端是个体、自我。每一个人都是开始，同时是世界的起点；另一极的端点是全人类，也就是大写和整体的“人”。在这两极之间，便是我们现在普遍流行的人类学，即“群”的研究。群的研究是人类学吗?我觉得不好说，因为不完整，只能叫社会学、民族学或国家学。整体的人类学应该以个体生命为起点，同时包容全人类，包容古往今来的所有的人，那才能叫人类学。所以人类学可以分为关于世界的人类学、关于自我的人类学和关于群体的人类学，即关于区域、民族及国家的人类学。

　　1.关于群体的人类学方法。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不难发现人类学的方法和方法论如何在这些层面一一表现出来。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关于区域的和民族国家的人类学的方法和方法论。而这样一个层面的方法和方法论，表现最充分的是关于“他者”、关于“异文化”的研究。就是一群自认为受过一些训练，已经自我解放，堪称全能的、道德至上的强势学者，分批地猎奇一下他者的文化，并且帮助一下别人。他们到世界各地——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做一些调查，再写成书，拿回来发表。这就是目前流行的人类学趋势。在这种趋势中，世界被分为“我们”与“他们”两半，“我们”居高临下，如同在世界之外，在对象之外，作为一个全能的观察者和表述者，到别人的地方，“他者”的地方去“参与式”的观察，而后撰写其实并不让对象阅读的田野报告。

　　这是欧洲殖民时代的人类学方式。在早期，人类学家都是整体性的。从达尔文到泰勒、摩尔根，他们的人类学对象是生物界和人类整体，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存在。这样的眼光和方法延续着西方博物学传统，对应的是整体性叙事，在与神学对话的意义上，呈现出与《圣经》同构的终极关怀。《圣经》的“创世说”相信神创造人、创造世界。达尔文却反驳说，不，是自然进化创造了世界，包括我们这些后世之人。

　　然而，随着学科相互分家和殖民的盛行，人类学逐渐变成一种对“异文化”描写的区域性人类学，聚焦点也转向了“他者”和“野蛮人”。这种关于“野蛮人”的人类学移植到非西方社会，进一步置换成本土性的民族和国家的人类学。这是值得不断深究的文化交往过程。然而由于我们有这样一种有边界、受限制的人类学，我们的方法自然就偏向于对“他者”的观察和分析了，只不过作为“他者”或“异文化”的对象不是异国土著，而变成了汉人社会的底层民间和“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使用的方法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相近，也是去异乡，与乡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当然本土人类学的“三同”有超越马林诺夫斯基的地方。

　　可是，回顾作为整体的人类学方法时，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类学缺少了两极，只剩中间的“群”。这种其实只是局部的人类学方法和方法论，把世界切割成“我者”和“他者”、“我国”和“他国”、“我族”和“他族”、现代和古代，以我为圆心，力图进行关于另外一个“异”文化的描写，于是便围绕这描写去收集、调查，有时还会拼凑、制造材料来写作一个为我所用的民族志报告，来治理国家，教化别人。

　　2.关于世界的人类学方法。如何将这样一个有缺陷的、不完整的人类学世界还原到一个完整的人类学呢?首先需要发现它在方法和方法论的严重不足，那就是缺少关于整体人类的方法和方法论。

　　我们这样说，有些人类学家会反感。他会认为，我们有必要研究整体人类学吗?我们有可能研究全人类吗?不可能嘛!经费也不允许嘛。仅从现实经验和情绪上他们就可能拒绝整体的人类学研究。这与中国现实的实力以及弥漫在各个角落的本土民族主义氛围密切相关。持有这种心态的国人太不关心人类了，只关注本国、关心我群。这样的民族情结使中国人似乎不存在于世界当中。就方法论而言，关注人类是不是一定要那么多经费，一定要那么多原始素材才可能实现呢?不是的。西方的达尔文没有走过很多地方，但当他把人看成一个整体、一个符号和一个类别的时候，他就体现了这样的方法论。在达尔文的分类中，“人”作为灵长类的动物在生物链中成为可以被观察、被分析、被解释的统一对象。这个方法又被推演到泰勒、摩尔根那里，他们再把它延伸后进一步讨论叫做“人”的这种动物是怎么在文化意义上进化过来的，亦即如何从早期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逐步走向文明乃至更光明的未来乌托邦。在此他们已经体现出整体的“人类叙事”。当然，这样的人类叙事也有问题——西方中心。对此中国人帮了不少忙，帮它填空，把进化论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模式移植到中国来讲，使之成为全人类的普遍话语。可见普遍式的世界观和整体人类学在中国也并非毫无踪迹，只是在许多情况下每每被本土性的“国族主义”掩盖了而已。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生活在“救亡图存”的进程中，到了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时，又进一步延伸为全民的“生死关头”之感，那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怎么办呢?“起来，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前进的目标就是获得“中华民族的解放”。这样的激情宣传极为有效地动员了国民，凝聚了万众一心的国族认同，同时又因过度的本土情结限制了自身，在方法论意义上限制了应有的人类眼界与世界胸怀，使一些人逐渐觉得研究全人类不仅不必要，而且不可能。有一部纪录片展现幼儿园小朋友情形，孩子们的反应是中国就是世界，其他地方是外国。这显示出我们已从小就把中国跟世界变成二元的空间，中国要么是中心，要么就在世界之外，而没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没有完整的人类社会，从而也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的方法和方法论，这是很成问题的。以此类推，由于缺失了完整的世界方法和方法论，迄今为止的中国民族志写作基本上是国族写作和本土报告，还极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

　　正由于这样的缺失，致使我们基本上没有研究世界，也未能了解叫做人类的这样一种生物。目前的中国艺术家几乎拍不出像《后天》、《阿凡达》这样的电影，即便再拍一个《孔子》或再办一个奥运会，体现的也是张艺谋等凸显的“中国元素”。我们的艺术家似乎不愿意去想象50年以后的人类去哪里，他们不管，也管不了。其中的原因其实就跟方法和方法论局限有关。奇怪的是古代中国智者还关心“天下”，但到严复以后反就没有了。严复引进的人类学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聚焦于保国保种。从那时起的中国人就期待着站起来超越西方，超英赶美，以夷制夷。这就是中国人类学的现实和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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