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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本的演述人是岩扫，他既是云南省西盟窝努寨的头人、大布拆，同时又担任“马散区团结爱国生产委员会”主任，并且作为佤族头人代表曾到北京等地参观。正如我们看到的，岩扫把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感创编(compose)进司岗里，并演述给调查组的工作人员。而搜集整理者在这段文本后特意注明：“原文有些内容显然是叙述者加进去的，并非原传说所有。如：共产党来了带来了毛主席的道理，到内地参观的情况和苗族、藏族等词语。”可见，他们对这段叙述的“传统性”产生了质疑，而在佤族司岗里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也几乎没有对这段文本的阐释。不仅是这些搜集整理者和研究者，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司岗里文本时也存有疑惑，一方面猜测这段文本是不是搜集整理者在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下私自添加上去的；另一方面则是猜测这是不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个案，在佤族社区日常生活中并不具有普遍性。
但是，当我对司岗里的演述传统有了一定的认识，尤其是田野研究的推进，逐渐打消了上述疑惑，并且认为这段文本不仅可以纳入司岗里的叙事传统，同时也可将其看作是司岗里根据社会语境变迁而作出调适(adaptation)的结果。
首先，这段文本中的神话历史叙述是合乎佤族神话叙事传统的，甚至可以看到双重历史叙述。一方面，岩扫对他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进行了回忆；另一方面，这些回忆叙述内嵌于司岗里的深层叙事结构之中。岩扫对自己参观路线的详细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迁徙”的表述，也就是说岩扫借鉴了上文提到的司岗里迁徙故事范型。同时，司岗里中“借谷种”母题在这里也再次出现。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认为“神话事件构成原型情景。在相似的处境中，活人重新体验著名的神话主角经历。而且活人变成了神话英雄。”岩扫不仅叙述了佤族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置于历史叙述中，我们今天去西盟县马散村调查，仍可以听到许多中老年人讲“达扫”去北京参观的事迹。这段文本虽然从内容看过于“政治化”而并不“传统”，但是从其结构和原型来考察，岩扫的回忆有着司岗里叙事传统的支撑，是佤族历史的再生产。
其次，在这个文本之后，佤族许多地区的司岗里文本的结尾都会有国家的在场。2011年8月我重访岩扫所在的马散村，于11日、12日连续两晚，录制了岩党的司岗里演述。演述内容是从宇宙起源、人类出岩洞直至“解放”后。其中，“解放”后有段内容翻译如下：
以前我们砍木鼓来砍人头，
砍完人头挂在人头桩上，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啦，
现在我们过得很好，
过去我们过得不好因为我们砍人头，
现在有党的政策，
52年解放□来到我们这点儿教育我们，
是毛主席派他们过来教育我们穷人，
我们才有的吃有的拿，
这个是我的想法，
我们大家的想法也一样
也是我们大家的想法，
如果不是解放，我们就不像这种好过……
针对这段内容，我问岩党“你们唱司岗里唱到毛主席、解放，这样可合？”他回答说：“还是合呢，司岗里就是要唱‘有意思’(goui hrom归格隆)的东西，唱现在也可以。”这里的“有意思”并不是指好玩、有趣，在田野调查中，佤族人经常会说“这么唱才有意思”，或“在这点儿唱没的意思”，“有意思”应该理解为“有意味”，换而言之，“有意思”指的是演述“有意义”的段落或添加“有意义”的内容。所以，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这段文本是持认同态度的。
再次，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讨论赞米亚（Zomia）地区高地族群逃避低地国家统治时，用了“水母式”的文化来形容口头传统的弹性与适应性。作为神话的司岗里，变异性是其主要的特征，但是神话的变异并不仅仅是因为记忆的遗失、口耳相传的偏差以及地域的区隔，语境的转换也是神话变异的主要原因，而像佤族这样的民族，1950年代以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的变换程度前所未有，司岗里神话的内容、结构与载体也势必会发生适应性的改变，并且往往是朝向当下的。
最后，由于象征着国家的符号的在场使得这段文本遭到质疑或无视。但是，神话经常被作为一种表述认同与建构身份的策略性资源。神话不仅仅是对遥远过去的追溯，也不仅仅是对族群内部生活的叙述，它自始至终都与现实密切相关，其所述内容也往往会超出村落生活。扬·范西纳(Jan Vansina)认为：“大量的神话都完全是对现存的世界与社会做出解释，其功能就是为了证明现存的政治结构。”同样，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考察克钦人（景颇族）的神话时发现：同一神话类型的不同异文往往在一些关键细节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叙述，利奇认为这些神话是“为派系和社会变迁而辩护”。司岗里结尾的国家在场说明1950年代后，佤族对国家的认同开始增强。同时，这也是一个从“祛魅”到重新“附魅”的过程。祛除的“魅”是佤族原有的解释系统的神圣性，而附着上去的则是现代国家所创立的新的正统性。
总之，调适是司岗里作为佤族历史的要义之所在，司岗里在调适中不断变异，不断更新佤族历史的。此外，从1957年岩扫的文本到2011年岩党的文本，都呈现出“倒三角形”的结构特征，即宇宙—人类—族群—村寨—氏族—个人，所涉范围越来越小，所述情节也越来越具体。这个“倒三角形”的底部在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甚至排斥，认为其“微不足道”、“不传统”、“不神圣”等。但事实上，这部分同样能体现神话的张力与活力，并且能够使得演述人的丰富情感以及神话构建现实世界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彰显。
至此，佤族司岗里神话经过本文的“解构”与“建构”，似乎形成了一个从起源的叙述到近现代史的“续述”的历史系列叙事。但是，必须要强调，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司岗里并非如此，它始终处于一种散落的状态，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与演述语境转换中，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散落的司岗里神话共同构成了佤族的历史表述。我们只有对司岗里的变与不变、传统与传统的重构有深刻地把握才能更好地认识司岗里所述佤族历史的结构、情节与内涵。
（注释从略，请参见原文）
原文发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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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微信公众号（folklore-forum）
【本文责编：谷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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