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球被放置在场地中心。随着一声哨响，一个人踢了球一脚。比赛开始了……。球在地上反弹，飞了起来。一个人跟着它跑，不时用脚碰它，让它远离对手……如果一切顺利，他跑上去收回一只脚然后用力把球踢向球门。守门员敏捷地向球扑去，抓到球然后扔给他的队员。一次反击开始了……通过尽体力可能的速度及混合着野蛮和技巧的力量，两组队员欺骗着对方，最终将球射向球门两柱之间。裁判吹响了哨声。比赛结果让获胜者和观众欢声雷动。

 

　　这种在马塞、那不勒斯和都灵不断上演的、作为人类学研究基础的、无用的游戏和从中得到释放的巨大激情之间的差异性，正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想要探讨的。没有必要对我们时代的人们对于此种比赛的沉迷多作强调。事实是，足球成为一种世界运动只有一百多年时间——足球规则建立于1863年，并且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共同审美观的艺术，一种几乎唯一为不同地区、民族和人群所共同接受的世界文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例如美国，没有这种流行，然而这种情况也不会维持太久了。

 

　　作为这种流行性的证明，可以举1990年意大利举行的世界杯为例，观看比赛的电视转播的观众达到了160亿人次。这种疯狂说明了什么？人们如何解释在足球场中聚集大量人群的形式、作用和意义？是否可以通过对足球比赛与类似的大型仪式进行对比，以助于我们的研究和理解？

 

　　一、作为“深度游戏”的足球

 

　　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说，今天我们人类—至少是男人—之所以热爱这种运动，并不是由于比赛结果或这种运动形式，而是由于这种在运动场上充满象征意味的游戏展示了我们当前生活的基本法则和意义。我们是否可以将足球如格尔茨对巴厘岛上的斗鸡所作的分析那样进行处理，将其看成是一种“深度游戏”，一种以认知为目的而唤起了强烈情感的哲学-戏剧式的社会诠释方式（Geertz 1973）。

 

　　这种类比式的观点与通常对体育运动的观察方式相矛盾。从布莱泽·帕斯卡（Blaise Pascal）到乌姆尔托·艾可（Umberto Eco）以来悠久的哲学和社会学传统要求我们，要谨慎对待这种人群的形式和作用，要将注意力放在对本质的关注而非对其如何定义上。有一种说法是，流行娱乐是人民的鸦片。它诱使人们减轻了作为个体或集体成员对其社会中的地位或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问题的感知，产生了短暂虚幻的团结和谐之感；这样日常生活的紧张和矛盾便通过群体性活动和代偿性幻想得到压制。

 

　　这种冷静批判性的观点并不缺少论据：足球国家队的比赛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军政府统治下的阿根廷就成为政治宣传的一部分。有大量的政客或实业家通过对足球俱乐部的控制，直接或间接地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藉以巩固其权利基础。作为这种论点的补充，人们也可提出总是那些经济情况欠佳的城市——例如利物浦，马塞，那不勒斯——沉浸于作为其象征的足球俱乐部在历史上曾有的辉煌，似乎这些荣誉可以医治目前的伤痛一般。虽然可以将足球比赛看作一种个人和国家为增强其影响的重要财富，但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在某种条件下，足球俱乐部、体育场、世界杯也成为抗议行为的催化剂，它唤醒了人们被麻醉的的政治自觉性：1958年一名阿尔及利亚前锋与很多著名足球队员一起离开法国联赛，组成一支世界巡回的足球队以宣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民族独立的先驱。那不勒斯队的青年球迷出版的杂志Napulissimo则使用另一种方式达到政治目的：它的报道不仅关注于足球明星，也关注于城市的政治问题。通过这些个别情况人们可以轻易地看到，足球成为一种可以使人们象上个世纪上半期北欧工人阶级那样团结一致的文化和象征。简单地说，如果谁想探求足球运动的根本作用，他会发现它是一种多义的、不固定的和充满矛盾的过程，人们只能对其作出有限的解释。

 

　　是什么导致了人群聚集？显然是一群人由于共同的热情和至少在短时间内对于团结而非对立的快乐压倒了个体意识差异的结果。当然这样的观察必须更进一步以求精致。按等级（坐席和站立区）划分为圆形或方形区域的体育场，构成当今少见的对社会地位的直观展现，形成了阶层内的团结和阶层间的对立。观众对于自己所属的群体具有明确的认识。坐席上的观众有时会嘲笑在站席上与他们支持同一队伍的球迷的狂热，而站席上的球迷则认为座席上的观众死板并缺乏热情。这是在观察球迷表现的差异性和同一俱乐部不同球迷群体之间的竞争中得出的。而它是与强调体育比赛具有促使群体团结的神秘作用的观点相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