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后的马伯乐被关押在巴黎附近的一所监狱,半个月后,在德国人转移货物的最后一辆火车上,他和七十多个难友一道被押送到德国,五天后被送到布汉瓦尔德的集中营。
据说,有一个人曾经在马伯乐的最后时刻见到他,在集中营里的地下,消瘦憔悴的学者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但还是兴致勃勃和朋友谈起远东的经历。三月中旬的一天(一说15日,一说17日),这位对东方语言、历史和宗教都有着出色研究的学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这时,离美军解放布汉瓦尔德,仅仅差一个月。
这是一个学术史上的悲剧,也是一个中国学领域中难以估计的损失。
一
1944年7月,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还在沦陷中的巴黎艰难地从事他的中国学研究,他十九岁的儿子却为反抗德国法西斯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27日,在完成一次极其危险的任务时,被盖世太保追踪,他虽然机灵地逃脱,但是,盖世太保却发现了他的姓名和住址。第二天,当法兰西学士院与美文学院将要举行周会时,学者们发现,院长马伯乐却没有来,因为在这一天早上,马伯乐和夫人一道被德国人逮捕。
文雅的学术在粗暴的权力面前,没有任何抵御的力量。被捕后的马伯乐被关押在巴黎附近的一所监狱,半个月后,在德国人转移货物的最后一辆火车上,他和七十多个难友一道被押送到德国,五天后被送到布汉瓦尔德的集中营,他们穿着从死囚身上剥下来的衣服,饥寒交迫,在冬日的严寒里被迫进行各种劳动。1945年初,也就是被捕七个月之后,他终于病倒了,拿惯了笔的手已经握不住十字镐,在书斋里深思熟虑的大脑经不住纳粹的摧残。据说,有一个人曾经在马伯乐的最后时刻见到他,在集中营里的地下,消瘦憔悴的学者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但还是兴致勃勃和朋友谈起远东的经历。三月中旬的一天(一说15日,一说17日),这位对东方语言、历史和宗教都有着出色研究的学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这时,离美军解放布汉瓦尔德,仅仅差一个月。
这是一个学术史上的悲剧,也是一个中国学领域中难以估计的损失。马伯乐没有坐在书桌旁,却倒在法西斯集中营里,这使得法国的东方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研究,少了一个卓越的领袖人物。在法国的中国学家中,马伯乐堪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据戴密微给他写的传记说,他出身在一个学术世家,他的父亲是埃及学家,他的哥哥是越南历史研究者,他曾经在河内的远东学院研究多年,其间到过中国考察,然后他向著名的中国学家沙畹学习,他的研究领域很宽,仅仅在这部译文集中,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研究不仅涉及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宗教,也涉及中国古代的地理和历史,而且还涉及了东南亚的历史、风俗和语言。
二
我没有能力全面评价马伯乐的研究,这里主要是从我稍稍熟悉的道教研究领域说一些感想。我最早接触马伯乐的著作,就是因为研究道教史。他关于道教的历史、道教的神祗、道教的技术方法的研究,可以说,开创了道教研究的新局面,而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于1971年整理出版马伯乐的长篇巨著《道教和中国宗教》,更是影响了一代道教学者。
在早期有关道教研究的领域中,如果简略笼统地说,那么,日本学者的长处在文献,中国学者的长处在历史,而法国学者的长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性和历史性的综合把握。法国人对于道教的现代学术研究兴趣,也许可以追溯到1911年魏格尔编制的《道藏书目》,和1919年沙畹关于泰山投龙简的论著,尤其是后者,这部以“投龙简”为中心的研究论著,关注到了道教人物、经典和思想之外的仪式、方法和政治背景,显示了综合传教士传统、欧洲历史学方法和现代人类学意识的法国道教研究的特征。不过,真正使法国学界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形成新典范的人物,却是马伯乐。当二十世纪头二三十年,日本的妻木直良、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中国的傅勤家、许地山、胡适、陈寅恪、陈垣开始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道教史的同时,他却以法国中国学的严谨方法和法国学术界的特有思路,对道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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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谷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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