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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比较中凸现“乡土中国”的世界意义，钱穆展开论证说，古往今来，全球社会有过不少农耕国家，比如以往的古埃及和巴比伦等小国，以及现代的苏、美二强。可惜前者早已消逝，后者称不上农耕本位。数千年来，惟有中国配称真正的“大型农国”。因此，即便面对近代工商文明的剧烈挑战，若能保其农本，同时与新的科技结合，建成一个依旧安足的“大型农国”，那么，不仅中国不亡，而“领导当前世界之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也。”[14]1-7钱穆的书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1987年，在著者已达93岁高龄时，仍强调说，数十年来自己的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足见十分看重[14]1。
不过，深入来看，钱穆对于游牧、商业与农耕文化各自特质在于“富强动进”与“安足静定”的区分还缺乏实证说明与充分论证，因而其关于中国作为“大型农国”之文化如何优越的判断也就说服不足。在此问题上，另有一批人的讨论可资弥补。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来自美国的金恩博士。
金恩博士（Dr.F.H.King）是农业科学家，生于19世纪，以倡导“土壤可持续使用的施肥与灌溉”闻名。他关注并比较世界不同地区人们对土地的态度和利用。1909年，金恩远渡重洋，到远东地区考察，经过历时9月的走访，发表了那本影响深远的名著《四十个世纪的农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该书在20世纪60年代被李约瑟誉为关于中国农业的经典[15]。再后来又被阿波特·拉文霍特（Albert Ravenholt）称赞说提供了理解远东文明基础的“最佳起点”[9]。
金恩博士不远万里前往中日韩三国考察的主要动力，是想了解这些位于东方的农业古国，何以在土地利用方面取得持续数千年的成绩。结果他发现，其所面对的是一个拥有近40个世纪“文化遗产”的农耕人群。该人群数量庞大——将近五亿，和平勤劳，充满智慧，机械能力也很强，并且很早就懂得几乎所有的利用，而类似的觉醒直到很晚才以科技的方式出现在西方列国[10]。
到达中国后，在山东和长江沿岸，金恩博士深入乡间与农民们面对面交谈，调查大量的家庭个案，学习村民的农作技艺，亲身体会东方农耕的乡土传统。结果他惊喜的发现，这种传统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资源和生命的循环：生产的耕耘与收获皆取之于土，归终于地；并能世代相传，平衡稳定，以简朴的耗费供养密集的种群。
金恩的研究报告对中美两国乃至东西方文化作了多方面比较，向西方读者宣传远东农业传统的伟大成就，呼吁为了人类和平，一定要增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学习。
多年以后，金恩的著作被费孝通读到并产生了重要影响。1982年，受冲击后重新复出的费孝通发表对农村调查的演讲，总结自己研究“乡土中国”的历程与金恩的关联，并较为细致地对金恩观点重作介绍。费孝通突出了金恩“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和“循环论”的特点。
他认为，中国人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协和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还将继续养育人，看不到终点。他称颂中国人是懂得生存于世的人。
接着，费明确承认自己“在农村调查里也得到同样的观念”，其《乡土中国》一书，强调的正是金恩指出过的“循环”：“人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生于斯，死于斯。土地生产四季循环不已”，也正是这个循环，“构造了乡土社会人的特点。”[11]
回到本文的开头。值得对照的是，金恩的研究也影响了成为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后者在其《解析中国》书中专门有一节就叫“中国人：四十个世纪的农民”。不过，尽管也承认金恩所说的中国农民拥有“非常科学的作物轮植措施”等一系列文化优点，乃至“很值得西方国家停下来反思”，古德诺还是从经济上得出中国比欧洲“落后二三百年”的结论，并在政治上推演出中国需要实行帝制的建议[16]。
显而易见，彼此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而若要讨论这样的分歧，只把目光限于底层社会和乡土文化是不够的，还需上下打通，政经关联。
五、讨论：“小传统”和“大传统”间的对照关联
本文前面的论述关注了百余年来学界围绕“乡土中国”的主要论争。
被我简称为“治病”和“自治”的两派，围绕“乡土中国”发表的不同观点，从往后的社会演变来看，影响都无疑是深远的。不过如若扩展到国家结构的整体层面，则“乡土中国”的论争各方又表现出一个论述上的共同局限，即仿佛都有意无意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千百年来，在以乡土为其根基的底层之上，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威严无比的官僚政权。这政权如同传统建筑里的“大屋顶”。它既高高在上，又统摄底层，形成一个等级分明的控制结构。其中，“屋顶”和“底层”之间的关联是双向的：赋税劳役由下至上贡献，王权皇威自上而下行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便荒唐无理或朝令夕改，一切出自王权的上层号令无不令所有地方的“草根社会”闻风而动，遵照执行，否则即会招来灭顶之灾。
这就是说，20世纪以来，学界文人对“乡土中国”的论说其实是关注作为根基或附属而存在的“小传统”；“小传统”之外或之上还有“大传统”，即所谓“官僚中国”。自秦汉以降，作为“大传统”而存在的“官僚中国”便一直对“乡土中国”起着统领、控制作用，忽略于此就看不到问题的全部和本质。
这一点，在萧公权以晚清帝政对中国乡村控制的实况为例的研究中，已有详细说明。经过三年专攻并翻阅近千种中西文书刊后，萧公权向世人报告了自己的结论：“乡土”固然是中国的根基，然而这根基却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全然是民众自理的社会，或言之“天高帝远，与王权无涉”；相反，这些表面可称为“自然村寨”的社区莫不在各式各样的形式下受帝政控制。也就是说，在“乡土中国”里，实际存在着两种重叠的底层，一个是农民生活的乡村，另一是帝政控制的乡村[12]。忽略这种区分就忽略了乡土中国的特质，从而也就无法深入理解乡村变革与王朝更替的成败兴衰。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杜赞奇的研究又进一步“挖掘”出夹杂在顶层王权与底层农民之间的政治经纪人——吏役知县以及地保，强调这些以压榨乡村为特征中间层对维系自上而下的王权政治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使得在经纪体制中，“吏役专权”成为普遍现象[13]。而在弗里德曼等另几位美国学者的笔下，类似的国家与乡村的权力交往关系则被表述为“赐惠”与“讨好”[17]。
由此来看，在维护还是瓦解乡土传统的论争中，其实还隐含着“官治”与“民治”的分别。前者导向乡土社会的“国家化”，强调以“公民教育”来治疗不知国家大事的乡民之“愚”，所以其所重提的“民为邦本”，重点也在邦而不在民；相反，“民治”的理论主张是在“乡土化”和“地方化”，往前再推，还可导向“民本化”，从而正视和珍惜藏于乡土和民间的文化财富。一句话，邦本还是民本，治民还是民治，即成为乡土传统的论争核心。
所以，有关“乡土中国”及其价值、命运的论争，既绕不开古今中西的联系，也离不了上下内外的纠葛。也就是说，仅就认识论上的完整需要而言，研究者既要考察乡村也得关注城市，同时还需分析上层官僚政治与底层乡村生活间的内在关联。最后，在价值论意义上，还得追问各自的立场和起点。因为如若站在农本和民治一边的话，对“乡土中国”的认知想必就会有所不同，或许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代表的文化传统产生敬意，从而赞同许倬云先生在其《汉代农业》新版序言里的判断：“几千年来，中国发展了举世无双的精耕农业”；以及他写给中国农民的“题辞”：
正是这些世代相传、在田地上劳作的无名英雄，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农作体系之一[18]。
可以参照的此类论述还有很多。比如，西方当代的农学家则在比较全球各地文明演变兴衰的历史后强调指出：由于“农业耕作者一方面给土壤带来营养物质，另一方面也从土壤中收获自身所需的物质”，因此“农业耕作者和土地之间存在着真正的互动关系。”相比之下，现代的城市和工业文明则不是这样，后者的出现和“发展”，正在给人类生存的地球带来破坏和威胁[19]。
六、余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注“乡土传统”的百年论说，目光集中于学界，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只限于此。百余年来，对于“乡土中国”的改造和影响，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莫过于国家和政党主导下的政治运作；而无论20世纪早期的“农民运动”还是中期的“人民公社”直至后期的“土地承包”，都充分体现出学界的论说往往只是附着于其间或其外的思想探讨，意义重大，却难以定夺。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走出对于乡土中国在根本认识上的“文化困境”——即判定乡村世界是中国文明的根基和希望还是陷阱和泥潭，或简言之不摆脱认识农民世界“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样的二元对峙，政治解决和社会生活层面的最后定夺未必就能完满实现；城乡之间日益猛烈的双向涌流或许还会进一步激化社会和价值的紊乱，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前景也还会因缺乏本土根基及其自身大、小传统的重新整合而流于漂茫。
（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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