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践

 

　　不同层次的文化共同体存在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亦即内部关系(社群的关系)和外部关系。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格局有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外部压力转换成内部的矛盾。中国内部那么多的矛盾并不是它所固有的，而是外部世界对我们社会施加的压力被转化进来。文化生态失衡首先是文化功能内部的关系失衡，再就是累积的内部变化的外在显现，或是外部关系在内部找到并界定内部人之后造成的社会分化。就好像我们俩在这里比武，你一招、我一招地来回，实际上我是我师傅在操作我，而你是你的师傅在操作你，我俩的矛盾实际上是他俩之间的矛盾，我俩只是傀儡。这就是说，我们的矛盾或冲突具有一定程度的性。

 

　　一个社会的文化可能有高雅和低俗之分。雅俗的范畴本来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什么是雅?什么是俗?它们代表的群体是近代造成的，不是古已有之的。比如在中央音乐学院成立70周年纪念会上演奏交响乐，主导的那些人接受的都是西方音乐教育，觉得这才是音乐，你要是敲锣打鼓地演奏民族民间音乐，他们反倒觉得这成何体统?所以，雅俗矛盾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外部原因造成了内部的矛盾。一旦把历史因素压缩进来，这种看似很平实的区分和矛盾就能呈现出中国所纠结的问题所在。

 

　　如果我们无法彻底实现“五四”时期所追求的西方式的启蒙、民主和自由，就要转换思考方式来看我们的社会问题。原先我们以为，社会现代化未完成，那么我们继续往前走不就行了吗?这些问题不就会慢慢消解吗?但这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因为老百姓没法放弃传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换个方向来重新寻找答案，要思考在这个过程当中外部文化到底是强势文化还是基础文化。中国人原先就强调自我反省，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性的焦虑促使中国人把内在于自我的内因引申到国家层面，逐渐演变成所谓的西方的理性思考和理性思维，在这种思维下慢慢造就了“西方”产物在我们社会中的合法化。最初是武器，然后上升到制度层面，后来就直接针对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西方和非西方的文化冲突，中国会遭遇，印度也会遭遇，不是只有中国才有。但既然发生在中国，就会有其独特的属性，就会涉及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中国有“五四运动”，印度就没有。中国的文化矛盾可以说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改换说法则是中西文化的矛盾。但在说到“中”、“西”这对范畴的时候，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对“中”产生同情，甚至对“中”有维护之心。在用“现代”与“传统”这对范畴时，又容易站在“现代”这一边。这两对范畴的侧重点不同，想要追求“现代”就会以“传统”为牺牲，说到“中”、“西”冲突的时候，你肯定希望“中”是有善果的。这里的“西”可以说代表着“现代”，但这两对范畴的立场是不一样的。费孝通先生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人类社会追求长久、持续的和平，就应该相互理解，我们现在谈“现代”与“传统”的纠结，“中”与“两”的纠结，“西方”与“非西方”的纠结，选择这些不同范畴的用意和背后的倾向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些基本问题，我们必须有、也一定有明确的态度、倾向和侧重点。

 

　　要把有些问题说清楚，就必须有个对立面作为对照。但是，涉及“人”的问题又不可能只是“二元对立”的，因为“人”是立体的。你我相对，你用你的一面和我的一面对立，可我是立体的，稍微侧身，我们就不同了。所以，看问题既要有二元对立的思维，又要考虑到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和人，讨论的是比二元更多维的传统和现实。“二元对立”只是一个语言表达式，千万不要当做真实本身。

 

　　文化生态的概念包含着以生态学的系统观念看待文化整体的思想，多少年的争论所借助的“精华—糟粕”二分法就被超越了。一些与二分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议题，如民间信仰的问题(迷信问题)，就可以被文化生态的整体方法所消化。在关于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中，虽然不时冒出激进现代化立场的文章对民间文化予以全盘否定，但是最常见的还是温和的现代化立场的文章采用“精华—糟粕”二分法对民间文化予以辨析、筛选。这种二分法偏重政治和学术的精英标准，对民间文化的判断权掌握在“民间”之外。它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都是精英改造民间的有效工具。实际上，随着中国在整体上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转变，这种模式的理论创新的边际效应已经锐减。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它不太适合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可是他们除了二分法又没有其他的话语可以凭借。大家正在期盼新的思路。文化生态的概念如果能够切实地体现在经验研究之中，把整体观和自主、自律、自组织、自觉的观念和“民间”概念衔接起来，将不失为一种弥补“精华—糟粕”二分法的选择方案。“精华—糟粕”的分析法曾经是广为采用的研究民间文化的方法，文化生态的整体观也可能是有效地研究民间文化的方法论。这个前景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对中国的学术整体都是具有价值的。

 

　　三、文化的时空框架

 

　　时空范畴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框架，时空框架本身又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表述内容。“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制度安排是以各种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的现代社会的一切制度的基础”[3]，并且都非常深地与非物质文化纠结在一起。从文化生态的根本问题来说，时空框架是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匹配，是非物质文化在社会中正常生长的重要条件，也是非物质文化在现实中是否有地位的基本指标。时空设置(temporal—spatial arrangement)是一种社会文化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划分、标志和安排，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结构。生活世界是日常活动的经验世界，是可以直接了解和观察的世界，[4][p.61]而时空设置是其中的时间设定和空间布置，是群体的活动框架。[5][p.35-38]我们应检讨近代以来时空设置与日常生活、非物质文化在演化中的相互关系，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怎样的时空设置。在基本面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的民族属性的承载者、代表者，但是我们的时空设置演变到当前已经过度地淡化了民族文化的品格和属性。因此，从文化生态建设的目标来看，我们急迫地需要探讨如何重建时空框架的中国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