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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吗?
本文试图描绘一幅关于“差序格局”以及“乡土中国”、“乡土社会”等相关概念所形成的“图谱”，它由多个中西方相关学理传统及现实问题关切点纵横交错构成。通过这样的学术脉络梳理，不仅能为“差序格局”概念定位，更可以明晰众多研究者的相关工作及贡献。其中，雷氏和费氏作为两个重要“结点”，彼此相联，且分别集结了西方与中国两个学术体系。而从以往的研究来看，无论是费氏本人，还是相关学术史论著，对雷氏等中西方学者的贡献肯定得不够。(11)本文表明，学术工作往往难以独自完成，要有多人数代积累之功。即便因缘际会使个人的贡献显得格外耀眼，但其背后定有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群体的支撑及学术思想的汇聚。
同时，回顾亦需前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本研究对“差序格局”和“乡土中国”概念的研究有什么理论及现实意义?
首先，可以本文研究的结果，来尝试回答近年来社会学理论界所争论的有关“差序格局”的几个问题：
其一，关于费氏的“差序格局”是仅指关系网络、即亲属或社会关系的远近亲疏之特征(孙立平，1996;吴飞，2011)，还是也包含等级结构的问题(阎云翔，2006;周飞舟，2015)。
其二，关于费氏“差序格局”中“己”或中心点的问题。如有学者指出，个人之“己”可以是关系网络的中心，但不能成为差等结构的中心(阎云翔，2006);而“自我主义”之“己”既不能体现在丧服制度中，也违背修齐治平的出发点之“己”(吴飞，2011)。
其三，关于费氏“差序格局”的“外推”问题。有学者指出，其按“自我主义”的外推同修齐治平的外推相矛盾(翟学伟，2009;吴飞，2011;周飞舟，2015)。
对于以上诸问题，学术界已有所认识(廉如鉴，2010)。本文则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以上三个主要问题的产生，都同费氏的“差序格局”概念有多个思想或学术来源有关。换句话说，它并非一个而是包含着四个不同的“差序格局”概念：一是基于早期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所呈现的亲属关系特征。二是被费氏称为“自我主义”的绝对“利己主义”与杨朱思想相联。三是儒家思想中的“人伦差等”的类别和等级结构。四是儒家的“推仁”及“修齐治平”思想。以上分类并不绝对。有的大类下面还可细分差别。例如，在亲属制度研究中，费氏用“蜘蛛的网”比喻所代表的亲属记认体系(称谓体系)，与其“同心圆波纹”所表示的亲属关系特征并不相同。又如，在儒家的“人伦差等”中，有些为亲属关系，有些则属等级关系，有的可视同亲属关系，亦有亲属关系中包含着等级关系。再者，来源互异的思想却可能形式相同或内容有交集，如亲属关系的远近亲疏和儒家修齐治平都可以“同心圆波纹”的形式表示;而如费氏所言，儒家从己外推的过程主要按照亲属关系的路线(费孝通，1985：32)，这与人类学研究结果相符。
进一步看，上述四个“差序格局”则分别对应着四个甚至五个“己”或“中心”，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一是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中考量远近亲疏之“己”。这个“己”可以是任何个人。而在本文第二节所论述的有关亲缘与地缘关系的诸项研究中，“多重同心圆”的中心却非个人，而是群体或社区。二是“自我主义”的利己之“己”。费孝通(1985：27)提出了绝对“自我主义”之“己”——“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如何理解这段文字?经仔细考察费氏此段论述的初稿，会发现他其实谈的是自己云南调查所见：在家庭内部，各自挣、攒私房钱，说明每个人都是“先己后家”;在家庭与宗族的关系上，有的人会侵吞族产以致“先家后族”。对此，费氏评论道：“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费孝通，1947：14-15)。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的省略号为原文所有，并非本文添加，因此说明费氏在此的论述只到家、族。看来，从费氏发表的初稿到成书出版，从列举实例到抽象概括，推论经过几次跨越，幅度有点太大了。因为“先己后家”并非“为自己可以牺牲家”，“先家后族”也非“为家可以牺牲族”;从己、家、族的牺牲，亦不必到党、国、天下的牺牲。反例却不少见。如费孝通(2010a/1946：219-222)本人于同一时期出版的专著《生育制度》中的一个基本论点，即生育是一项“损己利人”的事业;而他所处的战乱年代里，壮士为国捐躯的事例亦比比皆是。三是基于儒家思想的等级秩序中的“己”，严格地说，不是“己”而是“中心”，因为这并非任何人，只能是一个群体中位置最高的掌权者。四是儒家的“推仁”和“修齐治平”的起点“己”，亦可再细分为两个“己”：首先，“推仁”和“修、齐”中的“己”，仅从儒家理想来说，任何人都可以正心、修己，推己及人。其次，虽然每个人若能“修、齐”，便可以促进“国治”及“天下平”，但能够“治国、平天下”的人，一般只能是“担大任”的国君及其少数助手。再如，费孝通(1985：26)引述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显然，这里的“己”不会是任何人，只能是“为政”之君主。因此，在上述不同的学术脉络里，呈现出多个“己”：“己”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己”可以但不必同“中心”相重合，“中心”可能仅由特定的人占据，杨朱之“小我”不同于儒家之“大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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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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