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传统文化惯习影响，中国农民在进城务工时往往会基于生计考量而选择跨地域家庭模式。在该模式中，为应对城市生活带来的社会风险，进城务工农民赋予城市与乡村不同的社会功能。城市意味着获取收入来源的暂居地，乡村则是提供各种救济机制的情感寄托地。进城务工农民为满足不同的生活诉求而在城乡间持续摆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既有研究中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成说。对进城务工农民的生计选择及城乡间摆动的文化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破除将城市和农村看作是相互对立的社会形态的偏见，同时也对探索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促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社区善治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跨地域家庭模式；城乡二元结构；进城务工农民；生计选择

本文作者：李向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当前，如何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群体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参与度和获得感，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议题。遗憾的是，从实践层面来看，受发展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影响的城镇化进程，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进城务工农民的生活诉求与生计选择问题。相关学术研究，也更倾向于从“制度—结构”等视角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宏观研究，对其日常生活的关注尚有待深入。然而，进城务工农民的生计选择与日常生活安排是其能否顺利实现“市民化”的关键。经验研究表明，农村流动人口在进城（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以后，有相当部分聚集在城市周边的城郊村，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又与传统村落相异的独特空间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探讨城郊村特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形成的社会机制，及不同身份村民的生计选择与生活诉求，对既有城市化研究是一种有益补充，同时对探索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以及促进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区善治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城郊村研究与城乡二元分析框架的不足

　　过去的几十年里，不少研究者在面对亚、非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及相关问题时，受学术话语“先置效应”的影响，从研究视角上或多或少陷入两个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即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

　　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研究者，在关注非欧洲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时，在学术话语表述中，更倾向于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分析，无论其具体论调是否支持这种二元划分，其基本立场是确定的，即以欧洲城市化经验为范本，认为随着国家或区域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逐渐向城市社区转变，或传统村落向现代都市转变，最终该过程以农村社会共同体走向解体和终结而宣告结束。然而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城市化急速扩展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出现了新动向，而传统欧洲城市化模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和解释此过程中产生的诸多新问题。以中国为例，在过去的近30年里，伴随着区域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了急速发展阶段。受多种因素影响，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聚居在城市周边地区和城区边缘地带，形成“城中村”景观。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这些城中村或城郊村并未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而消失。即便有些城郊村从地理空间上已经不复存在，生活在城郊村的原住民（包括在地户和早期外来流动人口）也没有完全实现城市化，对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带着乡土气息上了楼。与此同时，作为功能实体的城郊村随着流动人口外迁不断进行着地理空间上的外移。如此，研究者需要对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下形成的传统城市化模式在其他地区的适用性问题上进行反思。

　　城乡二元结构分析框架除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外，还广泛受到城市中心主义影响。后者实际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变异，认为城市社区是社会聚落发展的高级形态，与之相对应，农村是滞后的象征，需要向城市“进化”，农民必须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在文化层面否定农村传统惯习与价值观念的平等。在秉持城市中心主义的研究者看来，与农村社会文化相比，城市社会文化代表了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优于农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具体学术实践中，即便是呼吁保护传统文化的学者，也经常提及农村文化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或冲击，这些看起来是在替农村社会和文化争取话语权的学术表述，背后仍未跳出城市中心主义的藩篱。在城市中心主义主导下，研究者将农村视为落后和“问题”之所在，农村聚落和传统社会长期大量存在，是一种社会“病态”。以此为逻辑，研究者认为需要给农村治病，需要“拯救”农村，而最便捷的“拯救”方式就是从空间上消灭村庄，将其纳入城市版图。

　　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背后都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而呈现出的思维固化倾向。具体到中国城市化过程而言，流动人口群体（其主体是进城务工农民）的长期大量存在，本身就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从经验材料和统计数据来看，进城务工的农民非但没有在短时间内实现社会身份转换，而且其同家乡的各种社会联系也未中断。相反，受多种因素影响，他们中有相当部分并没有打算在其所打工的城市永久生活下去，在以年度为时间单位的考量中，他们在农忙时节或重大节日期间会回到家乡，在以生命周期为单位考量中，他们倾向于在生命中的某一时刻回到家乡村落，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笔者认为，在面对当前城市化课题时，研究者需要将研究目光转到进城务工农民日常生活实践和生活诉求上，从进城务工农民的生计选择选择入手构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以破除城乡二元对立分析范式中将城市和农村看作是相互对立的社会形态的偏见，进而讨论当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以及中国的社会转型道路的可能性。

二、作为生计选择的跨地域家庭模式

　　近十多年有关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相关研究表明，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主要是以核心家庭的举家迁移进城为主不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家庭成员分裂为进城务工与农村留守两部分长期并存的社会事实。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市场化的今天，不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中国农民在选择进城时更注重生计上的“安全第一”原则，同时受文化传统影响，这些地区的农民对耕地有一种天然的偏好。在“生存伦理”的指导下，农民进城务工时一般不会举家搬迁到打工地所在的城市，而往往选择部分家庭成员（比如父母或妻子儿女）留守农村，尽管有时这种选择是基于不得已因素，但在他们看来，这的确也是一种有效规避生存风险的策略。原有农村家庭一分为二变成“留守农村家庭”和“暂居城市家庭”。对于这种将家庭进行城乡区域间拆分的现象，有西方学者将之称为“跨地域家庭”并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跨地域家庭模式实际上是农民在充分考虑了其所占有的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进行仔细计算后得出的理性选择，而此理性选择是一种合力影响的结果，这种合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来自城市的“排斥力”。虽然自2003年以来，中国即已取消了流动人口收容遣返制度，但时至今日，进城务工农民仍生活在极大的不安之中，这些人很难在城市里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成为城市中最穷的人和最卖力的苦工，比如乞丐、清洁工等。即便如此，他们还经常陷入城管或其他行政部门清理的恐惧之中。另外，他们生活空间也充满各种风险，比如火灾。这些隐患，成为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铲除”低端行业从业者的重要理由。再者，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受城市中心主义观念及大多数进城务工农民所从事的职业和工种比较低端等多种因素影响，在过去数十年里，进城务工农民已被严重地“污名化”。因此，进城务工农民对于所务工的城市难以形成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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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