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巴莫曲布嫫曾将我国20世纪两次搜集、整理运动的文本制作过程形象地总结为对鲜活的“民间叙事传统的‘格式化’”，这无疑是建立在有效研究和深刻反思基础上准确论断，且随着对“格式化”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范式的深入探讨，学者逐渐从方法论反思走向对学科基本问题的追问，即对学术伦理的讨论中，且相关讨论越来越热烈。那么我们是否能从嘎鲁记录和整理文本的方法中获得启发，解决目前令学者头痛的伦理问题呢？

 

　　嘎鲁的记录、整理方法与20世纪我国两次搜集、整理运动中的具体策略存在较大的差异，且嘎鲁的文本制作过程和制作目的也最终决定了其不会走入伦理困境：嘎鲁作为史诗传统的受众之一，与其他“资料提供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二者之间基本不存在因各种因素造成的社会阶层差异。平等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作为搜集者、记录者与资料提供者之间常常形成一种互惠的默契关系。换言之，嘎鲁借助“内葱”这一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多声部”、“复调”式的文本共建方式获得的史诗文本最终也必须以为公共阅读服务或馈赠等形式回馈给民众。“嘎鲁本”的制作就好比一座大厦在建造之时依靠众人群策群力、一砖一瓦的垒砌，而大厦建成后，其居住权和使用权也自然要掌握在民众手中，这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相合。

 

　　反观上文中提到的两次搜集、整理运动及其文本制作过程(以及此后)，由于搜集、整理者的工作带有文化干部下基层“采风”的性质，身份、地位的悬殊和“采风”式田野本身的缺点就决定了他们难以掌握民间叙事传统的全貌，且搜集、整理过程中的“格式化”进程又进一步拉大了文本与叙事传统之间的距离。此外，由于两次搜集、整理运动伴随新中国建立和复兴的历史过程，而运动出发点是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服务，因此历史的宏大叙事淹没了底层民众的声音，鲜活的生活世界被框定在刻板的意识形态中，这就必然导致文本脱离生活，只“见物而不见人”的情况发生，进而也就无从谈起对文本背后的民众的回馈和补偿。

 

　　四、“主体间性”的体现：史诗文本的制作观

 

　　钟敬文先生曾将民俗学的研究分为三种：“一种为走马观花式的‘旅人之学’，就是到某个地方跑一跑，看一看，得到一点一般性的信息；一种是‘寓公之学’，就是在一个地区住三五年，进行长期考察；第三种是‘土著之学’，就是当地人来研究当地民俗。”20世纪两次搜集、整理运动在特殊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展开，因此难以跳脱当时的研究范式。彼时学者的研究方式大多属于钟老所言的“旅人之学”，一些学者克服种种困难，勉力达到“寓公之学”的要求，但这类研究方式仍属寥寥。钟老继而认为，田野调查的种种困难，使得“土著之学”得以发挥其优势且值得在民俗学领域提倡。

 

　　钟老所言“土著之学”，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主体的研究者是当地人，即民俗文化内部的人；另一层则是作为客体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及其民俗文化。研究者熟悉当地文化并能够与当地人建立良好的田野关系，同时能够准确地阐释其内涵。“土著之学”的内涵表明模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界限，鼓励当地人从事本土文化研究对于扭转民俗学传统的学科研究范式以及拓展学科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安德明继承钟老“土著之学”思想，提出的“家乡民俗学研究”即是对中国民俗学传统研究范式进行检讨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民俗学学科基本问题的再度思考。

 

　　诚如学者所言，民俗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终极关怀）并不是在其起源处就一劳永逸地被固封住的，学科理论的基本问题需要该学科的学者不断的追问”，民俗学在学科初建之时，以创立一门于国于民有用的学科为己任。彼时的民主宏愿，虽然以发掘和研究民间文化的价值为目标，但是对文化的承载者，即民众主体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见物不见人”的研究范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随着民俗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关学科理论的引介，传统文化中“人”的地位逐渐得以彰显，且对“人”的体认从单一的文化研究承载者，向作为当地人而“在场”开展田野作业的研究者深入。也就是说，当下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人”既包括传统文化中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同时也将对文化展演本身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的研究者纳入其中。

 

　　民俗学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对“人”的关注，是学科研究范式转型的表征之一，学者认为只有尊重作为主体的传承人和实践者的“话语权”和“解释权”才能避免学者“一厢情愿”的“客观”、“科学”解释。唯有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与作为研究主体的“人”之间展开有效对话，才能获得对一种文化现象相对准确的理解。

 

　　那么如何开展有效的对话呢？笔者认为，开展有效对话，最终还要依靠“土著之学”，他们在开展田野调查方面的优势以及对当地文化的熟知度使得他们便于与文化承载主体建立对话关系，也更容易理解对方所描述文化现象中的隐含知识和“俭省”内容。然而诚如学者所言，“至于对话如何实现，实现的方式究竟如何，在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方案，而是处在实验阶段”。我们以“玉树抄本世家”第三代传人开展史诗搜集、整理和抄写工作的具体实践出发，去解读他们的对话经验以及对文化解读的价值。

 

　　“玉树抄本世家”以玉树地区作为他们生活生产和文化实践的社会背景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用当下的学术语汇表述，他们的田野实践属于“定居式的经常搜集”。我们知道“定居式的经常搜集”是“土著之学”的根本研究方法，定居于某地的研究者与当地人往往是同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因此更容易与研究对象建立良好的田野关系并获得详实、可靠的田野资料。“玉树抄本世家”三代人在玉树及其辐射地区因世代从事搜集、整理和抄写《格萨尔王传》的工作而被当地人熟知，他们在当地也常常扮演“地方文化人”的角色，并参与到地方文化的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