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俗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引起社会风俗不断变易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国家长期处于分裂，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加上政治权力的反复更递，造成从上层士族到一般文人心理上的极不平衡，于是浮靡、玄谈之风盛行。行为的狂放不羁，居丧无礼成为一种时尚；二是从魏代开始，官吏的选拔使用，实行“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这种用人制度极大的助长了门阀豪族势力，使政府机构的官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邪党得肆，枉滥纵横，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迨至隋唐，国家复归统一。特别是唐代开国以后，逐步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改为科举取士。科举制度的实行，同“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一样，同样带来了社会风气的重大变化。“科举”及其相伴而生的社会风俗，是隋唐时期风俗文化的特点之一。

 

　　唐代开国以后，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这为社会广大的庶族、文人打开进取功名之门，必然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而科举应试又好尚文词，崇尚进士，于是世人趋之若鹜。《隋书·通典·选举五》“杂议论中”载，唐高宗上元元年刘嶢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卉木之闲，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这是指由科举带来的文苑不良风气。

 

　　唐代科举初设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人们推重。当时贡举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出身，终为不美。刘餗《隋唐嘉话》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是说薛元超虽身为中书，尚以不由进士及第为恨。唐代特别是武则天当政时代，极重进士及第。谁考中了近士，便可平步青云，光耀门庭。特别是在长安大慈恩寺塔（大雁塔）进士榜上留名，那可真是孟郊在《登科后》诗中表达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士子们无不把考中进士，雁塔题名视为荣耀。欣喜若狂，自不待说。雁塔题名之后，举行“曲江会”。《唐摭言》载：“曲江会，先牒教坊请奏，曰上御紫云楼垂帘观，时或作乐，则为之移日。……旨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围幛、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缺一则罚令。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住室半空，公卿率以其时选东床，车马驂阗，莫可殚述。”曲江大会之时，要事先通知教坊司，明白告知皇帝也会亲临紫云楼观看。由此可知进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为了追求进士及第，在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的支配下，应试的举子中遂兴起一种“行卷”之风。

 

　　所谓“行卷”，是指应试者在考试之前，将自己所写的诗文汇集成卷，亲自或托人呈送给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威的人物，请他阅后向主考官推荐，从而增加考中进士的希望。唐代许多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名人，都曾通过“行卷”方式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获得进士头衔。如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曾行卷于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杜牧曾行卷于太学博士吴武陵；白居易拿着自己的诗文谒见著名诗人、著作郎顾况；李贺曾以诗歌拜谒韩愈。这些诗人都曾及进士第。自己的才能是一方面，而名人的鼎力推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唐文坛霸主韩愈，也以“伯乐”自居。他的《杂说四》中即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句子。韩愈爱才、识才、荐才，使中唐文坛极称盛世。也有投献不遇而终身落弟的。如杜甫这位诗圣，也曾为“行卷”而焦虑，先后投献自己的诗给汝阳王李璡、尚书左丞韦济、输林学士张垍、京兆尹鲜于仲通、开府仪同三司哥舒输等，但都是泥牛入海，不得举荐。可见文章再好，没有权势人物和名人推荐，照样不能中举。正如白居易在《見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中描写的“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完全是经验之谈。干谒既是拜访之意。

 

　　唐代以科举取士，尤重进士科。進士，不仅皇帝器重，文人羡慕，而且风气所染，连一般的庶民百姓也孜孜以求。《唐诗记事》卷35载，宜春人彭伉進士及第，亲戚朋友均赶来祝贺。他的连襟湛贲因身为郡吏，独自饭于后阁。其妻责备他说：“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顔？”后湛贲发愤读书，中进士第。正在郊游的彭伉听到消息后，失声坠驴。袁州人开玩笑说：“湛郎及第，彭伉落驴。”从这段佳话中可知科举对民风的深刻影响。

 

　　科举成风，必然利弊相间。一方面科举之用在于抑贵游，登寒畯，大批人才被选拔上来。另一方面，每年贡举，被录为进士的名额必竟有限，没齿而不能登科者甚众。于是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的现象随处皆是。更有甚者为中举而不惜交通权贵，勾结宦官。中唐以后，举子们“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旧唐书·高郢传》）。到了晚唐，举子中的朋党几乎成为行帮组织，有些参加到朋党之争的行列之中，社会风俗随之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