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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紫晨，论学业关系，高攀一下可以说他是大师兄，我是小师弟；他五三年进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班，我五四年才考入中文系本科——“论资”，我低他五年，“排辈”，应该算“同窗”；要说到个人关系，则交往的历史却开始得比较晚，但是“质量”却很高，甚至可以用“莫逆”二字形容。
我和他相识是在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开始不久。当时我和别人合住三间一套的房子里，我住一间。后来那家邻居搬走了，两间房空了大约有一年。大概是六六年末或六七年初吧，忽然搬来一家人，夫妇二人和三个孩子，一女二男，这就是紫晨一家。我和紫晨的夫人李秀春是熟识的，因为她在中文系资料室当资料员，我们几个接近她的年轻教师称她为李先生，但以前我和她也没甚麽私下的交往，而紫晨则是久仰其名未识其人。他们一家的迁入给我们这套冷清了许久的单元房带来了腾腾热气，我的一儿一女有了大哥哥大姐姐，我的妻子有了操劳家务的同命人，我则有了爱好语言文学的臭味相投者。没几天，两家就处得非常熟而融洽；没过多久，两家已经灶火不分、碗筷混用、粮菜乱抓，两家只要有一个人在家就用不着锁房门。
但是，那时绝不是我和紫晨切磋学问的年代，而生活上的相互关心、情同一家还并不能充分说明我们之间关系的非同一般。不久，我被造反派抄家，事先得到消息，说某某人指路某某人带队，不久就要前来，李大姐和“贱内”连劝带推把我轰出来，让我避避风（紫晨当时不在家）。恰好那天我的一个外甥女来了，连忙把我女儿带离这即将遭难之地。我才走不久，人就到了。可想而知当时的情景：从楼外到三楼层层有岗，禁止各家探头探脑；房内，妻儿被勒令不许乱说乱动，革命中将暗中指点的革命小将翻箱倒架（穷助教，只有书架，没有柜子），为了显示革命威风，革命的木棍和钢钎咚咚咚地往地上撞（如果在今天楼下早就该抗议了）。儿子只有六七岁，还不懂得“革命纪律”，吓得哭起来，当即招来连声的大吼。这时，李大姐走进来，要把孩子领到她的房里去，谁知当时我家已经是“许进不许出”，面对横眉立目的革命抄家队员，她说：“孩子小，懂甚麽？你们干嘛跟孩子嚷嚷！”她是苦出身，自己当过多年工人，根儿比好些小将、中将都正，七八位彪形大汉一时奈何不了她，居然孩子被领走了。这天深夜，我溜回家，屋里的乱劲足够拍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的电影了：床上的破棉絮扔到地上，写满“之乎者也”的卡片撒得到处都是，不知甚么瓶子被摔碎了，差点儿扎了我的脚。李大姐正陪着我的妻子，一见我回来，她俩一齐压低了声音说：“你怎么回来了？他们要是再来呢？你快走吧！”李大姐说：“我的妈呀，可凶了。你暂时别回来，有我照顾他娘儿三个，你放心。”我还想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之类从旧小说里学来的正义的词语，但她们根本不容我耽误时间，又把我“赶”出了家门。
我永远不能忘记被抄家的那一晚，因为那一晚让我彻底认识了许多人，也看到了李大姐和她一家金子般的心。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以后我不在家时的日日夜夜，是紫晨一家给了我妻子世间难寻的帮助。紫晨曾向李大姐嘱咐：“夜晚你多过去陪陪她，她年轻，没经过甚麽事。”有一段时间，紫晨夫妇成了我家的“保护神”。虽然这两位“神灵”的威力是有限的，因为紫晨这个“修正主义路线”下的笔杆子日子也不好过，李大姐因为我的原故也被另眼看待，但是他们尽了最大的力帮我的妻儿度过最艰难的日子，这在任何时代恐怕都是最可宝贵的品德，永世难忘的恩惠，人间少有的情谊。
如果说我在被抄家这类“突发事件”中懂得了并接受了紫晨一家的友谊，那么我在被办“学习班”的一年零两个月中，李大姐的坚韧和机智，紫晨的无言支持，更给了我全家以超常的精神动力。对被隔离，我和妻子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一旦真与家人隔绝了还是要两下里嘀咕：我在里头怕妻子既要带两个孩子，作为“反革命家属”在单位又要加倍努力工作以自保，身体禁得住禁不住；妻子呢，怕我脾气不好，光棍儿吃了眼前亏，或是一时想不开，“那样”了。唯一能稍解这两头之忧的办法是里外沟通。凡是尝过“里面”滋味的人都知道，“家书抵万金”是因为它来得艰难；咫尺天涯，人的屏障要比千山万水更难逾越。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中那最艰难的岁月，是和李大姐他们（包括她的孩子）用自己的无畏、机智和高超的技巧给我以鼓励和爱分不开的。举个例子说吧，就在我正被“宣传队”以反林彪的罪过审、批的时候，“外面”及时让我知道了林彪摔死的消息，甚至比专案组的成员还要早。因此，当几天后悄悄取下关我的房间墙上的林彪语录（原是让我天天学的）、中止了许久对我的批判时，我早已在冷静地等候着批判者的“转弯子”了。
那是一个人人难以自保的年代。在当时，能够不计后果，置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而不顾，给一个前途未卜的危险人物以如此无私、如此长期、如此一贯的援助的，能有几人？而嘉璐何德何能，居然遇到了像紫晨、秀春这样的几位朋友，如我之幸运者又有几人？
我之所以要写下这些本应忘记，起码不要再提起的往事，并不是我已经到了喜欢怀旧的年纪，而是因为紫晨的突然离去。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我站在他的榻前，欲言又无语，欲哭却无泪，一切往事齐涌心头，好似心肝五脏猛然堵到了喉咙。一切语言都已于他无补。紫晨不该这样早地离开，他还没有听一听我每记起这段往事时的所思所想。我要说的并不是感激之辞，这在我们之间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显得有点庸俗；我是想告诉他，我和他是幸运者，我们两家是幸运者，因为我们曾共同拥有过那样一段彼此赤诚相处的日子，拥有过人类最纯洁的感情；特别是和现在的一些人和事相对照，愈见我们是幸福的。如今紫晨走了已经一年有余，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他的即将出版的论文集，我也只能把要对他说的话写在这上面，以补偿我没能向他一吐块垒的遗憾，以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
那十年一熬过去，我和紫晨立即忙碌起来，我又搬了家，虽然在一个院子里住，但是已经没有时间相互走动了，除了会上见面，只有“拜年”时才能聊一聊。我知道，他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要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要把他积累的东西快一点整理出来。是的，他犹如吃了一春桑叶的蚕，到了仲夏，要一口气地把洁白的丝奉献出来。所不同的是，他在吐丝同时还要继续吃进桑叶，为的是不断地吐出更多的丝。此后他的著作接连问世，文章不断发表，就证明着他的勤奋和辛苦。
紫晨从来是刻苦的。即使在不能治学、写了也无处发表的年代，只要可能，他就不断搜集资料，不断地写。读书、写书是他生活不可分隔的部分，是他的本能，是他的空气和水。他对物质生活几乎没有甚么要求，好的赖的都会津津有味地吃饱（当然他更爱吃他的家乡菜，例如酸菜煮肉），衣服也是有甚么穿甚么，他爱吸烟，即使生活条件好了也不一定吸好烟。其实他是会生活的，而且创造和安排生活的能力很强：他会农田里所有的活儿，会打家具，会一般用品的修理，甚至会做一些针线活，他会做菜，水平是他全家最高的。但他的这些“手艺”都是在斯文扫地的时候才得以施展，一进入正常时期他就把全部精力投到工作和研究中去了，只有跳舞一项还在逢年过节时偶尔露一下。
紫晨是厚道人，这不但表现在和我家的关系中，从他对同事、对学生、对一切人和事的态度中更可以看出来。他从来是尽量成人之美，不与人争短长。他也受过不少委屈，有来自大人物的，也有共过事的熟人造成的。他总是生一阵闷气，随后就抛开。拨乱反正后的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别人（包括对他不那么友好的人）的短长——他没有时间和兴趣那么无聊。他的敬老是由衷的，对他的业师钟敬文先生不用说了，对校内外的老先生，如顾颉刚、陆宗达、启功等服膺之意经常溢于言表。
紫晨的身体是强壮的，起码比我棒的多。他好像永无疲倦之时，教学、写作、开会，每天周而复始，每月每年周而复始。我没见过他出去玩儿过，包括星期天，如果不读书写作，就做点儿家务当作休息。这样壮的汉子，死神应该是奈何不了他的，怎么会一下子就被击倒了呢？当我得知他患了绝症，甚至亲眼看到他双腿肿胀异常（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呀！）、他那孝顺的女婿刘金贵（是名有经验的医生）沉痛地告诉我已无手术可能时，我还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就要离我们而去。我和妻子到医院去看他，他高兴得很，说好长时间咱们没好好聊了，说他住在医院里没有干扰，正好写点东西，说他正在拟定新一届博士生的教学计划，等他出院学生就该入学了……我不能再听下去了。紫晨，你这样聪明的人，怎么轮到自己身上的事就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呢？你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就没有想到可怕的一面呢？你的强烈的工作欲望，你对学术、对事业、对充实的生活的无止境的追求，将永远得不到满足了，这才是人生的最可悲哀的。你去了，是带着美好的实实在在的愿望去的，去得这样急促，甚至来不及感到悲哀，但这悲哀却留给了亲人，留给了学生，留给了所有了解你的为人、了解你的追求、了解你所思所想的朋友。
紫晨去世之后，我的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早日看到他的论文结集出版。以他成果的丰富和水平，这个论文集本应在他生前出版，由他亲自选，这样更能准确地反映他的学术面貌和思想。但是现在也只能他人代做了。对于这个集子的内容，我是外行，不能置一辞——感情是代替不了学术的——还应请这方面的专家评论；我只能说，这厚厚的一本在我看来不只是一篇篇文章，而是紫晨点点滴滴心血的凝聚，是他半生中一步步探索、奋斗的记录，是他——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为堆起人类的文化堤岸捧出的晶莹的沙粒，是我在心中树起的纪念的丰碑。
紫晨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会把他忘记，犹如有人在生前就被人们遗忘一样；而我和我的家人则将永远觉得他还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单元房里，永远和我们灶火不分，碗筷乱抓。紫晨没有走，至少在我们的愿望里是如此。
1993年12月9日
（本文为《张紫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论文集》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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