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双重转型，我国众多传统民俗因生存发展环境的巨大改变而陷入濒临灭绝的境地。2004年以来，随着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遗保护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在此背景下，对濒危的民俗文化遗产实施修复与调适成为了当务之急。那么，如何修复和调适已经遭到破坏的民俗并使之适应现代生活呢？当前各地已有一些具体实践，但学术界还缺乏对实践的深入调查和批判性反思。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佛山“行通济”民俗为个案，通过检讨其在非遗语境下的保护与传承实践来具体回答这一问题。

 

　　一、空间修复：从物理重建到记忆仓储

 

　　“行通济”是广东佛山的一项古老民俗，其传统仪式是“每年正月十六日，佛山男女例有游‘行通济’之举。八日届期，自晨至暮，迷信男女携儿带女过桥者甚众，俱绕道于尾窦方面转入庙前，再折返菜市返回桥头。爬涉长途，不以为苦。盖传言不如此则是年命运必多阻滞也……又有手持香烛往桥头南泉观音庙膜拜者，或则领取圣水、或则争扯灯带，怪状百百。而桥尾行运社葵棚所奉之金花、送生司马等木偶，香火亦盛”［1］。如今的基本的仪式是：每年正月十六日，佛山居民，无论男女老少，或手提生菜包，或手举风车，走过一座叫作“通济桥”的古桥，以祈求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开开心心。“行通济”的源头是中原地区曾广泛流行的走百病——过桥民俗［2］，至民国初期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项具有浓郁岭南色彩的地方民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期间，该民俗由于极左意识形态的干扰而一度濒临灭绝，改革开放以来，它虽有所复苏，但又经历了经济社会转型的种种冲击。

 

　　“通济桥”实质上是“行通济”民俗的发生空间。“通济桥”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化空间，不仅规定着“行通济”的仪式细节和行走路线，也间接规定了其基本内涵。例如，传统“行通济”民俗中争扯灯带求子的仪式，便与顺治十二年（1655年）白衣庵僧圆朗将桥头白衣庵改为通济庙并奉祀观音大士有关；而“九出十三归”的仪式细节，与道光时期将当铺的行规物化为通济桥的台阶数有关。相反，当通济桥的文化景观遭到破坏时，“行通济”民俗仪式的完整性则受到直接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佛山市政府对通济桥一带进行了多次改建修复：1958年，佛山市人民政府将通济古桥改建为水泥混凝土单孔拱桥，拆去了牌楼和对联；1963年通济桥再度重修；1964年建成公路桥；1970年，通济桥下河涌被填埋，桥被彻底拆毁；1982年，佛山市人民政府将通济桥重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梁［3］58。在上述四次重修过程中，通济桥的形制、材质和规模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古桥的附属设施也遭到了全面破坏，桥亭被拆毁，石碑被掩埋，石板被移用，尾窦被废弃，河涌被填埋，“行通济”民俗中的绕行尾窦、争扯灯带等传统转运与求子仪式随之消失。

 

　　2001年，佛山市政府斥资1700万元重建通济桥，2002年完工。这次修复在已被掩埋的河涌上营造水体，走向仿照原有河涌，与主轴线垂直，两岸作水澳、水院、水榭、埠头等。为安全起见，通济桥新桥桥面不作踏步，代之以地面分格线。北坡9道，南坡13道，基本保留了古桥原有的“九出十三归”特点［4］。此举不仅恢复了通济桥“桥”的属性，而且唤醒了市民对“桥”的文化记忆，因而一定程度修复了“行通济”民俗生存发展的物理空间。媒体也因此将2002年通济桥的修复看成是“行通济”民俗当代复兴的起点［5］。不过，这次修复的定位是新建一个文化休闲公园，因此也留下一定的遗憾，一是对通济桥景区的固有形制恢复不够，导致相关历史记忆失去有效载体；二是随意增加了原本没有的生菜池等新景观，导致记忆的错乱，引发脱序的民俗行为［6］。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除了定位有误之外，主要是因为社会各界尚未形成自觉的文化空间保护意识。

 

　　对通济桥的修复，主要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恢复其古制，修复其“文化空间”的属性。文化空间通常有一个或数个固定的核心象征，由集中体现其文化价值的符号组成，并被文化空间中的所有成员所认同。“通济桥”至少有四个体现“通济”核心价值、表征其文化属性的符号：一是古通济桥“三墩五孔”的形制。这一形制，不仅关乎着桥的外形美观，也着眼于防洪的实用功能。天启二年（1622年），李待问等人重修通济桥时，留下2篇通济桥桥记，完整记录了通济古桥的形制，而1958年以前的“通济古桥”至今仍有照片存在，均是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另外，李待问所修筑的广州芳村五眼桥，至今尚存，其形制也可供参考。可惜的是，2002年重建的通济桥，忽视了相关的文字和照片资料，将通济桥建成了一座二孔桥，造成了相关记忆的扭曲和流失。因此，有必要对通济桥按五孔桥的形制重修，以唤起佛山人的历史认同。二是木石参半的结构。当年李待问重修通济桥时，因为考虑到桥的稳固性和周边乡镇的水利安全和四乡的和睦相处，采取了“木石参半”的结构。他还特意将“木石参半”的决策过程写入《通济桥记》，刻石立碑，希望后人永远遵守。“木石参半”的结构，体现了“行通济”民俗“通”与“济”的核心文化价值，应该予以特别尊重和保留。三是通济桥的建筑材料。李待问修通济桥所用石料，来自时任番禺县令张维国的资助，这也是“通济”精神的一种表现，《通济桥记》对此记录得很清楚。红砂岩能起到标记珠三角地区古建筑年代的作用，该地区明代及其以前的祠堂、庙宇和桥梁所采用的红砂岩，许多是来自番禺的莲花山。明代以后，番禺莲花山禁止开采红砂岩，一般建筑再也难以能用到红砂岩，红砂岩遂成为明代建筑的一个标志。通济桥文化空间的修复，如果采用仿红砂岩，不仅可以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也可借此体现“行通济”民俗之“通济”的核心价值。四是通济桥的台阶，应恢复“九出十三归”的台阶形制。“九出十三归”是“行通济”民俗留存下来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重要细节，生动体现了佛山重视工商的城市个性，尤其值得珍视。

 

　　第二，必须修复通济桥桥头的南济观音庙和桥尾的通运土地社两处信仰空间。南济观音庙供奉的是佛山市民信仰的送子观音，是桥亭铺区的主神，而庙宇是“行通济”民俗中“扯灯带”求子仪式进行的文化空间。南济观音庙曾长期存在，一直到1958年才被拆毁。这不仅导致了“扯灯带”仪式逐渐消失，也使“行通济”固有的求子内涵遭到破坏。通运社，原来是佛山古镇的一处公共社庙。传统“行通济”，人们走过通济桥后，通常要手携生菜包到通运土地社拜神，祈求时来运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20世纪50年代被毁后，因香火和生菜无处供奉，造成“行通济”人群将手中生菜随手丢弃于河涌和街道。而今，因为2002年生菜池的修建，而衍生出生菜池里“丢生菜”的新现象。显然，这是由于原有文化空间遭到破坏后，其民俗习惯找不到合适的表达空间，导致民俗行为的失序或者替代性补偿。佛山古镇原本处处皆有社公，如今已无公共社庙，不过本地人几乎家家门口都供有土地神，显示着土地神信仰在当代仍有深厚的信仰基础。另外，土地神虽为地方性神祇，但是国人习惯将社稷和国家联系，所以祭祀土地公，既有保全家平安的个人诉求，也有求国泰民安的国家意义。因此，完全可以将通运社作为佛山人的公共社坛加以重构，既为佛山人的信仰表达提供一个公共空间，也可借此弘扬“行通济”所蕴含的“通济天下”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