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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徽州宗族祠堂的大规模建设
（一）嘉靖时期徽州宗祠建设高潮的掀起
宋元时期，徽州拉开了宗祠建设的序幕，并创建了一批宗祠建筑。从明初至明代中叶，徽州延续了宋元时期宗祠建筑的规模和样式，兴建或修缮了一批祠堂，如祁门县善和程氏宗族就在景泰元年至二年（1450—1451年）重修了宋代的程氏宗祠——最高祠堂，程显在成化四年（1468年）十一月撰写的《重修最高祠堂记》中描述了善和程氏宗祠的规模：
景泰间，浮梁之族有名润通者，于尚书为十九世孙，慨先业之不振也，与诸房子姓谋合泉布，抡材鸠工，撤而葺之，以旧祠堂高出寺后、风雨无所蔽障，遂卜地于寺之西北隅建焉。实当尚书长子朝散之墓左，为室凡五，深二丈有奇。其崇视深而加隆，其广亦如之，涂以黝垩，绘以丹壁，中奉尚书之主，而五府君侑焉。始功于景泰庚午九月辛亥，讫事于辛未三月望，修废举坠，焕然一新。[4]
但是，徽州宗祠的大规模营建，是在明代中叶特别是礼部尚书夏言关于臣民祭始祖、立家庙的奏疏获得明世宗恩准之后。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在题为《请定功臣配享及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奏疏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的建议，指出：
夫自三代而下，礼教凋衰，风俗蠹弊，士大夫之家、衣冠之族尚忘祖遗亲，忽于报本，况匹庶乎？程颐为是缘情而为制，权宜以设学，此所谓事逆而意顺者也。故曰：“人家能存得此等事，虽幼者可使渐知礼义。”此其设礼之本意也。朱熹顾以为僭而去之，亦不及察之过也。且所谓禘者，盖五年一举，其礼最大。此所谓冬至祭始祖云者，乃一年一行，酌不过三，物不过鱼黍羊豕，随力所及，特时享常礼焉尔。其礼初不与禘同，以为僭而废之，亦过矣。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豺类莫不知报本，人为万物之灵也，顾不知所自出，此有意于人纪者，不得不原情而权制也。迩者平台召见，面奏前事，伏蒙圣谕：“人皆有所本之祖，情无不同，此礼当通于上下，惟礼乐名物不可僭拟，是为有嫌，奈何不令人各得报本追远耶？”大哉，皇言！至哉，皇心！非以父母天下为王道者，不及此也。臣因是重有感焉，而水木本原之意恻然而不能自已。伏望皇上推恩因心之孝，诏令天下臣民，许如程子所仪，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皆设两位于其席，但不许立庙以逾分，庶皇上广锡类之孝，臣下无禘祫之嫌，愚夫愚妇得以尽其报本追远之意。溯远祖，委亦有以起其敦宗睦族之谊。[6]
这一奏疏被允准，明世宗对品官之家立家庙祭祀祖先和庶民祭祀始祖、先祖的条件有所放松。从此，中国民间宗族祠堂规制和祭祖礼仪发生了重大变化，累世簪缨、名臣辈出的徽州宗族世家，在祭祖礼仪制度改革后，纷纷建立家庙及祠堂。
嘉靖年间，歙县棠樾鲍氏宗族子弟、兵部侍郎鲍象贤在为休宁古林黄氏宗族所撰写的《大宗祠碑记》中指出：“夫君子将营宫室，祖庙为先。盖祖宗者，类之本也，尊祖则能重类，重类则能均爱。是故统昭穆之序，致祇事之诚，深肃之怀，盛蒸尝之荐，凡以合类明亲也。自礼乐废弛，宗法不立，寄空名于行序之间，饰浮美于谱牒之末，而族义乖违，漫无统纪，议者必欲准古冢嫡世封之重，山川国邑之常，然后推明宗法纲纪。其间则事体难于适从，坠典终于不复，非所谓与世推移、变通尽利者也。若夫缘尊祖之心，起从宜之礼，隆报本之仁，倡归厚之义，则近世宗祠之立亦有取焉。”[7]正是在明朝政策指导和徽州籍官商士大夫的共同倡导与解囊襄助下，徽州的祠堂在嘉靖时期出现了井喷式建设高潮。据刊刻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徽州府志》统计，这一时期徽州府属六县共建有224座宗族祠堂，其中徽州府治所在地歙县为最多，数量达70座之多，占总数的31.25%。
我们注意到，作为宗族聚居之地的徽州，明代嘉靖年间大规模营建宗祠活动，除明王朝祭祖礼仪改革这一动因外，还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宗族遇到挑战的形势有密切关系。明代中叶以降，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徽州宗族子弟大规模外出经商，社会风气日渐浇漓。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对徽州宗族制度和宗族统治造成了剧烈冲击。因此，营建祠堂、强化宗法观念、加强宗族组织、巩固宗族制度，便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拥有强大宗族背景的徽州商帮经营的巨大成功，也为宗祠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他们将经商所得的利润大规模投入到祠堂的建设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州祠堂的建设。“祠堂之设，所以奉祖而联族也”[8]。宗族祠堂显然已经成为报本追远、怀慕祖先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徽州形成了“厅祠林立”“祠宇相望”的兴盛景象。
整个嘉靖时期，徽州宗祠的建设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
第一，数量多。自夏言《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奏疏被明世宗批准的嘉靖十五年之后，徽州社会迅速掀起了一次兴建宗祠的高潮。在这次祠堂建设的高潮中，徽州六县境内聚族而居的各大宗族兴建了数以百计的祠堂，其实际数量应当远远超过嘉靖《徽州府志》所统计的224座，呈现出数量多的特征，所谓“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其间”[9]。
第二，类型广。嘉靖年间徽州大规模兴建祠堂的类型极为广泛，其中既有合族的宗祠，也有单一合户的祠堂，还有所谓的墓祠、书院等专祠。正如祁门善和程昌编撰的嘉靖《窦山公家议》所指出的那样，“追远报本，莫重于祠。予宗有合族之祠，予家有合户之祠，有书院之祠，有墓下之祠。前人报本之意，至矣！尽矣！思报本之义而祀事谨焉”［2］19。
第三，规模大。嘉靖时期徽州的宗祠起点高、规模大，而且越到嘉靖后期，随着徽商经营和徽州科举的巨大成功，宗祠的规模也更加庞大。建成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的婺源横槎黄氏宗祠，“寝堂七间，堂后穿堂一间，夹室两厢，共九间。堂之外翼以廊，东西共十间，而会于大门。门七间庖湢守室称之”[10]。而休宁汪溪金氏宗祠“祠基坐西面东，原系田地山经理，今属为祠基，入深计一十六丈四尺有零，横计阔六丈一尺有零。祠后众存沟一道，从左绕祠前，流入街渠，两畔有地，以俟后裁”[11]。
第四，规格高。嘉靖时期特别是嘉靖中叶以后，徽州祠堂的规制逐渐定型，大体为仪门、享堂和寝堂等三进五开间规制。例如，建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该祠堂分别由门楼、享堂和寝堂共三进七开间构成，是一座飞檐翘角、雍容华贵的典型五凤楼建筑。
总之，嘉靖时期是徽州宗祠建设的井喷式发展时期,它不仅在数量、类型、规模、规格和规制方面承继了宋元和嘉靖以前徽州宗祠发展的态势，而且逐渐形成了五凤楼式三进五开间的基本规制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成为此后徽州宗祠的基本规制与形态。
（二）万历至明末徽州祠堂的繁荣发展
承接嘉靖时期的发展态势，万历以降至明末，徽州宗祠在徽商大规模经营成功、积聚了巨额财富的背景下，不仅数量上继续增加，徽州境内规模稍大一点的宗族大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合族或合户祠堂，而且在规模和规格体式上又进一步发展，一些规模庞大的大族祠堂，特别是统宗祠开始出现，并逐步达到了历史的巅峰状态。以绩溪为例，据统计，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徽州六县共建有宗祠和各类支祠224座，绩溪仅有18座。但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绩溪就增至34座[12]，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万历时期兴建的最具代表性的徽州宗祠，当推位于今徽州区潜口汪氏金紫宗祠和呈坎贞靖的罗东舒祠。汪氏金紫宗祠位于潜口下街，又称“下祠堂”，该祠始创于宋元祐年间，聚居潜口的望族汪叔敖四子相继入仕，汪叔敖遂以子贤而被赠以金紫光禄大夫，汪氏宗祠亦因此被称为“金紫祠”。至明永乐时，汪善一曾修葺之。正德年间，汪弘仁、汪弘义始将祠址迁建于今金紫祠所在之地，但规模不大。嘉靖初，汪文显曾率族众扩大宗祠规模，惜未竟，其子宪使、上林锐意成之。但因宪使以伏节死，夙愿未遂。隆庆、万历之际，汪上林弃官而归，决意成之。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方才仿照明皇宫太和殿建筑式样，鸠工庀材，开始重建金紫祠，历时3年竣工。据许国撰写的《金紫祠记》载，金紫祠“自壬辰迄乙未，越三载而功成”[13]。这座规模宏伟的祠堂建筑群坐北朝南，结构沿中轴线对称布局，总共多达7进，纵深达196米，总面积近7000平方米，号称“金銮殿”。
万历至明末，徽州祠堂建设达到了一个高峰。吴子玉在《沙溪凌氏祠堂记》中云：“寰海之广，大江之南，宗祠无虑以亿数计，徽最盛；郡县道宗祠无虑千数，歙最盛。盖我郡国多旧族大姓，系自唐宋来，其谱牒可称已，而俗重宗义，追本思远，俭而用礼，兹兹于角弓之咏。以故姓必有族，族有宗，宗有祠，诸富人往往独出钱建造趣办，不关闻族之人。诸绌乏者，即居湫隘，亦单力先祠宇，毋使富人独以为名。由是，祠宇以次建增益增置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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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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