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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维吾尔族与中亚的其他突厥语民族曾有过很长的历史关联，文化上也保持着许多的共同点或相似点，因此维吾尔族在文化上的每一次尝试，都会引起其他突厥语民族的关注。其中，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公元1069 年创作的一万三千二百多行的长诗《福乐智慧》最具影响力。
在《福乐智慧》诗序之一中曾这样介绍这本书：“这是一本十分珍贵的书，是用智慧装点的书，里面还有中原学者、诗仙们的笔墨风韵。读此书者及传播里面的诗意者，甚至比此书更伟大。中原的学者圣贤都认为，东方地区，在操突厥语的人生活的地方，还没有人用布格拉汗的语言，用突厥语写过比这更好的书。”［6］ 这个序言不是作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所写，而是传播者所加。看得出来，序言的作者对这部著作评价很高，并鲜明地指出了这部著作多元互鉴的文化品性。
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依据突厥民族的四素哲学思想铺设了福乐之道。在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看来，所谓理想的社会运行规律，是与宇宙的运行规律相一致的。他提出，物有火、水、气、土四素，天有春、夏、秋、冬四季，人有喜、怒、哀、乐四情，它们之间相生相伴，互为制约。进而推演出：四素、四季、四情合则天清地爽，物阜民丰；逆则天昏地暗，物敝民穷。《福乐智慧》甚至还虚构了日出、月圆、贤明、觉醒四个人物，以更加形象地揭示这种“应四时”与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内在必然联系，这四个人物分别代表公正、幸运、智慧与知足。公正是理想社会的基石，如太阳一般普照大地而磊落无私；幸运是人生梦想的追求，如月亮一般阴晴圆缺而变换不定；智慧是幸福人生的导向，如北斗之星克尽职守而矢志不渝；知足是生活目标的渴望，如摩羯座孤寂独守而无怨无悔。他们四个人构成了社会政治的基本形态，也寓意着人生的基本价值。
从一般的意义上分析，《福乐智慧》中虚构的国王日出，大臣月圆、贤明和隐者觉醒四个人物，代表的是四种相互关联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逻辑思想。他们不是有血有肉的现实人物，他们不过是四种观念的象征符号，是将抽象的哲理化为可以感知的形象，利用形象的特定功能和形象之间的关系，以描述规范社会的必要性。规范社会，就是规范人的行为，就是强化人的自觉意识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就是要求人们检点自己，做到与人为善，以诚相待，以减少彼此的不信任带来的社会隔膜，从而克服和消除人与人之间相互欺诈、相互对抗的冲突，使社会处于一种稳定而祥和的状态，以寻求社会整体的幸福。
虽然《福乐智慧》是依据伊斯兰教的哲学理念，阐释道德修养、智慧人生、公正治国的政治哲学著作，但它不是刻板地将伊斯兰思想宣教给大众，而是尝试用古希腊哲学关于智慧和理想国家的理念来阐释伊斯兰教所希望达到的和谐完美世界，借鉴中原儒家的伦理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有关的道德修养与人格追求，并以波斯、阿拉伯特别是突厥民族的古老传说为论据，吸收阿拉伯、波斯诗歌阿鲁孜律的表述形式，形成了多元与互鉴的学术风格，成为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例如，维吾尔诗歌原来多押头韵，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摩尼教诗体大多是这样的：
在苍翠的风景如画的山梁/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在繁茂的树林里/在奔流而下的山溪旁/排除六贼的侵扰/在一切都了如指掌/在那无所希求令人愉快的/这块地方……［7］
然而，“《福乐智慧》的韵律，不是传统的维吾尔族诗歌韵律，而是采取来自波斯、阿拉伯诗歌惯用的阿鲁孜韵律和玛斯纳维诗歌形式”。［8］ 阿鲁孜律强调押脚韵，不用头韵。阿鲁孜律以长短音节的组合、变化构成不同的调式、格式，以长短音节的交错变换赋予诗行以音乐的美感。而玛斯纳维形式为二行诗，押韵更为自由，适于表现结构宏大的作品。
阿鲁孜律是8 世纪阿拉伯学者哈里勒·伊宾·艾合买德总结并规范的，以他家乡的名称“阿鲁孜”命名。喀喇汗王朝时期，波斯诗歌对维吾尔人影响很大，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吸收了阿鲁孜律的表现方法，实现了回鹘语言与波斯阿拉伯韵律的完美结合。因为“在维吾尔语中，长短音节的区别比较明显，所以维吾尔诗歌以长短音节的组合和变换的有规律的交替形成节奏。这种诗歌的节奏符合维吾尔语言的民族特点。”［9］ 阿鲁孜律经过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倡导和改造而具有了典范效应，后经15 世纪艾里希尔·纳瓦依更加娴熟的运用，终于成为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突厥语民族古典诗歌最主要的表现手法。即使在今天，阿鲁孜律的格则勒和柔巴依，依然是维吾尔诗人喜欢采用的手法。如当代诗人亚森·孜拉力的一首格则勒片段：
一只飞蛾不停地飞翔在我的身体里/而它是我的心，围着烈火不曾飞离。
飞蛾清楚扑火必死无疑，毅然扑去/我的心时刻向往光明、灿烂的红日。
《福乐智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睿智的思想与开放的情怀，让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读起来都感到亲切。“秦人称它为《帝王范礼》，马秦人称它为《社稷知己》；东方大地上的圣人贤士，恰如其分，称之为《君王美饰》；伊朗人称它为《王者之书》，操突厥语人称之为《福乐智慧》。”［10］ 秦人和马秦人分别指中国北方的契丹辽朝和中国南宋，说明这部著作传播广泛。
1069 年《福乐智慧》完成之后，很快影响到突厥塞尔柱帝国的首相尼扎姆·莫尔克。当时塞尔柱王朝已经控制了阿拉伯帝国，如何治理国家成为塞尔柱王朝的当务之急。这位波斯裔的宰相在1091 年创作完成了《治国策》，对当时塞尔柱的政治、经济、司法和宗教提出了他的看法，并对苏丹提出许多施政建议，其主旨与《福乐智慧》如出一辙。《福乐智慧》的影响是持续的，该书在帖木儿王朝时期更是受到特别关注。1439 年左右，诗人哈桑·喀拉·沙依勒·谢米斯在赫拉特城将一部阿拉伯文手抄本《福乐智慧》转写为回鹘文。这个抄本后来流传到土耳其的托卡特城，1474 年又被学者法纳里·奥格里·卡迪·阿里带到伊斯坦布尔，转交给奥斯曼帝国派驻伊斯坦布尔的书记官阿卜杜勒·热扎克。1799 年，奥地利著名东方学家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又从伊斯坦布尔一家经营古旧图书的书店里得到它，带回了维也纳，被后人称为“维也纳本”，从此揭开了世界东方学界研究《福乐智慧》的序幕。
而1896 年在开罗发现的《福乐智慧》，是用阿拉伯字母抄成的，被称为开罗本。根据土耳其著名学者R·R·阿拉特的研究，抄本上记有埃及马穆鲁克突厥王朝时期（1250－1517 年）阿依—迭米尔和伊勒布嘎的名字，他们一个是摄政王，一个是国师。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福乐智慧》抄本上，说明《福乐智慧》曾在埃及受到高度关注。到了1913 年，在乌兹别克的费尔干纳（纳曼干），阿赫迈德·则基·维利迪在穆罕迈德霍加·阿尚·拉莱里什的私人藏书室里又发现了一部用阿拉伯文抄写的《福乐智慧》，被称为费尔干纳本。这部抄本不仅比以前发现的两部抄本年代古老，而且可以作为参照，补足前两部遗失的部分。现在该抄本珍藏在乌兹别克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福乐智慧》不仅凝聚了作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毕生心血，也体现了维吾尔民族在文化上吐故纳新、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更突出了突厥语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累的智慧成果。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以及他的作品，已经被看成是整个突厥语民族的骄傲和共享的精神财富。这部著作不仅让维吾尔族倍感骄傲，也令其他突厥语民族倍受鼓舞。它们不仅将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视为开启心智的伟大哲人，而且将他的《福乐智慧》视为幸福之路的指南。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已经成为维吾尔人的道德标杆，他在《福乐智慧》中的许多经典诗句，被作为语录，如：“智慧好比黑夜的明灯，知识能照亮你的心房。”“人若要企求生活的欢乐，行为正直才能够如愿。”许多维吾尔族书法家以书写《福乐智慧》警言陶冶情操，并将书法作品作为礼物相互馈赠。青年书法家喀依纳木·贾帕尔自2010 年至2015 年耗时六年，用塔里克字体（波斯书法体）书写了《福乐智慧》，共10 卷，每卷133 页，总长度达到66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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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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