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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话语体系，需要吸纳西方和相邻学科理论，更应该立足于本土出产的概念和范畴。中国民间文艺资源丰硕，民间文艺活动多彩多姿，如何记录和表现民间文艺，一直是民间文艺工作者孜孜以求的命题。从“忠实记录”到“立体描写”再到“生活相”，形成了相互关联的富有本土特色的话语脉络。但在西方理论的笼罩之下，这些出自本土的学术概念显得苍白无力，备受冷落。面对这一现象，学界熟视无睹，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忠实记录；立体描写、生活相；本土；学术概念
作者简介：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廖元新：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民间文学学术史、歌谣学。
按理，我国民间文艺学科是有条件并应该建立本土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因为我国民间文艺的历史极为悠久，资源极为丰富，据此，钟敬文先生才倡议建立中国学派。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中国学派的民间文艺话语体系不仅未能形成，而且在国家教育体制的学科目录上也失去独立的言说地位。话语体系建立的基础是学术概念，纵观现代民间文艺学科发展史，出现过诸多出自本土的值得阐释和运用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在本土经验中孕育出来的，倘若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系统梳理，并不断加以延伸，必然有助于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营造。从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走势来看，除了从西方引入的一些所谓的前沿性的理论方法，我国学者早已有自己的话语表达。遗憾的是，这些出自本土学者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创建并未获得广泛的呼应和使用，更没有成为民间文艺学的核心概念。
一
“忠实记录”可以说是“五四”歌谣运动开始以来，一个恒久不变的核心理念。[1]早期，学者们注意到了方音、方言对于歌谣表达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歌谣的“精神”所在。因而，诸多学者在搜集歌谣时，将注意力投向了方音、方言的记录与解释。例如，致力于淮南民歌搜集整理的台静农，他在故乡霍邱，以半年的时间，搜集了当地歌谣2000多首，并陆续在《歌谣》周刊发表了100多首。此外，他还撰文，将他的整理方法概括为“（1）音注、（2）意注、（3）标题与分类”[2]等几个步骤。到了解放初期，此时的搜集整理工作虽较有较大发展，但是“忠实”的核心仍是对于字、音和演唱内容的准确记录。
刘魁立先生是第一个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学者。1957年1月，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民间文学教研室组织了一个民间文学作品搜集队，正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刘魁立也参加了此次搜集活动。后来，他根据此次搜集的经验，在《民间文学》1957年6月号上发表《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一文，提出了忠实于演唱和演唱者的记录，引发广泛讨论。在《民间文学》1960年5月号上又发表《再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申述自己的见解。文中，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即“记什么”和“怎么记”。“准确的记录当然也还要求尽可能地把那些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部分（如手势、音调、表情）也标记出来。”
1958年7月，国家组织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时的民间文学采集活动，已经不再是学者、或爱好者的个人活动，而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为民族国家建设服务、带有意识形态导向目的的政治活动。在这次会议上，总结提炼出了16字方针，即“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加强研究、大力推广”。其中前八个字，又可演变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对此，时任《民间文学》执行副主编的贾芝先生，在1961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曾做过一次长篇发言，专门进行了论述。
“我同意当面逐字逐句记的。……逐字逐句当面记录，保留的东西显然会更多，可靠性也更大些。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都应达到“忠实记录”为准。而由于记录口头文学最大的问题是保持民间语言的问题，因此逐字逐句记录，应当是我们努力学习采用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3]
20多年后，钟敬文先生在给马学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论集》所作序中，再一次强调了忠实记录原则的重要性。[4]虽然“忠实记录”在“五四”歌谣运动中成为实践准则，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搜集工作中就已提出，并在集成《工作手册》中反复强调，然而对于“如何做到忠实记录？除口头文本外，哪些方面也需要忠实记录？”则没有更加详实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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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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