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永逸与乔健教授、刘铁梁教授在北京门头沟庄户调查幡会。
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
《朝山》的英文翻译书名为“Spiritual Mountain”,而不是英语世界耳熟能详的“Pilgrim(朝圣)”。
“这个英文书名,不是为了直译‘朝山’,而是为了点明书中提到的庙会地点,即那些圣山。这些圣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物理场所,实际上是以圣山为圆心,向四周的乡村和城市弥散、渗透开来的一种场域。在庙会或者节日期间,信众聚集到圣山;庙会结束后,圣山对信众的影响依然继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mountain’不是一个地理或物理概念,而是一个精神性的概念。”《朝山》的责任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王立刚说。
《朝山》由岳永逸历时五年田野调查完成。作为“庙会三部曲”的最后一本,本书延续前两本在日常生活中研究庙会的基本途径外,主要关注的是乡镇之外的区域中心型的神山、圣地的庙会,如妙峰山、苍岩山庙会等。
其中,妙峰山于中国民俗学的重要性一直被强化,甚至定格,是一座无可厚非的“学术圣山”。在岳永逸看来,妙峰山成了胡适笔下一座“箭垛式的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不断地赋予其新意,而且越聚越多,越积越多。随着被赋予的新意不断增多,妙峰山对人们生产生活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更加明显:自从妙峰山庙会走上向旅游文化产业转变之后,在妙峰山多条香道交汇处的曾经非常贫困的涧沟村一步步走上致富之路。
对于庙会的研究,不少学者会陷入朝圣模式支撑下的单向度的研究。而岳永逸想提供一种不光是认知民众生活的范式,也想以朝山去回观朝圣这种既有的认知范式。他认为,“从朝圣中心地回到生活中,其实是一个环形状态,不是一个单向轨。”
“我们的研究总是把朝山隔离出日常生活,集中呈现是群众在这个山顶上从事祭拜活动,实际上朝山跟民众的日常生活是相互包含的。我想呈现出在圣山中心地之外的民众日常生活,它与朝山是相互涵盖,聚则成形,散则无形的状态。对朝圣模式的认知,有神圣与世俗两个框架。人们总是误以为庙会就是中国人的狂欢节,事实不是这样,庙会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集中呈现。朝山是一种聚散关系,以这种关系去反观西方的朝圣认知,我们会有新的理解。朝山完了回去之后对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多数研究者不怎么关注的。”岳永逸解释。
在《朝山》这本书里,岳永逸有很多细节的叙写。经过多年的观察,这些繁琐的仪式感在他看来是一种规范、图示,对人们形成一种软控制:“这些动作与环节和在农耕文明时期儒家伦理得到整个社会奉行的中国人的宇宙观相连,与个体对世界、对自我的认知基本相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本土的研究者我想呈现更多的经验事实,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当下中国乡野的生活状况。”
在岳永逸看来,庙会是认知中国文化切实有效的窗口。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做的“中国研究”中,宗教和宗族、祠堂和庙宇经常被对立起来,岳永逸所做的这些研究是想打破这些二元对立状态:“一个祠堂可能会成为一个非血缘关系社区的庙宇,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孔庙。”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李向平谈到岳永逸的《朝山》时说:“以往这个领域的研究,经常陷入到这种陷阱里,宗教、迷信、正祀、淫祀、一神、多神、本土、外来等等。这种叙事方式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先天不足,让研究者不知不觉地俯视、蔑视乡土宗教。在西方框架之下,宗教被视为单线进化论的,一神教是最高级别的宗教,乡土宗教则是迷信和原始的,制度性宗教、救赎灵魂等是高级的,而以行好、灵验为内驱力的朝山、庙会则是低级原始的。岳永逸教授的叙事方式明显是要超越这种二元对立,跳出这个死穴。只有正视乡土信仰,才能真正将其转化为一种能激发并凝聚民族心性的精神性存在。”
2002年5月,岳永逸在梨区访谈老太太。
生活要比文字复杂得多
从空间感来说,岳永逸第一本田野著作《灵验》主要关注的是乡野庙会的现状及其对于乡民生活世界的意义;《行好》虽然叙写的依旧是乡野庙会的共时性现状,却从历时性角度揭示了乡野庙会的内在演进逻辑;到了《朝山》,岳永逸的庙会研究实现了从家户、村落与乡镇范围的庙会实践到圣地型庙会的转变。
无论是在家、在乡镇村落还是在圣山研究庙会,第一次来到某个庙会现场时,岳永逸都不会贸然跟人们交流。他只是尽可能地不遗漏每一个现场细节,如仪式过程、祭拜物品等。在现场,他来来回回地走,睁大眼睛看。只有在第二次来到现场时,他才会通过第一次观察的情况找到合适的对象并进行深入的访谈。
“很多人做田野调查,目的性很明确,总是想要去验证什么理论,就像一次性买卖。我做田野调查时,我会把自己看成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去了解和理解。我不是去验证理论,而是看生活本身是什么样子。我会经常持续观察三五年,把问题思考好再进行学术写作。对我来说,田野调查、写作都是很漫长的过程。在庙会现场,每个人都很忙,都有自己的分工,我不想打扰忙碌的他们。”岳永逸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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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7-07-19 10:4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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