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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信仰在当下有复兴之趋势
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风俗调查中，北京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与北京城内的东岳大帝（又称泰山神）信仰习俗是十分突出的内容。如顾颉刚、容肇祖、容庚、孙伏园、庄严等人于1925 年受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派遣，对北京妙峰山进香庙会以及北京东岳庙和白云观等处的进香风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顾颉刚将他们对妙峰山进香情况的调查结果汇集成了《妙峰山》一书。此外，顾颉刚写作了《北京东岳庙和苏州东岳庙的司官的比较》一文，卢逮曾写作了《泰安高里山神祠的七十五司和北京东岳庙的七十二司》一文。这些调查成果在客观上不仅为当时的改造社会风俗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学术支持，而且部分地为其实际展开消除了疑虑与阻碍。这时期进行社会风俗调查的民俗学者与社会学者认为，如果不去真正了解习俗生长的社会环境及其与民众生存境遇的关系，那么由政府强制推行的礼俗改造不啻为横暴权力的产物，丝毫不会对启蒙大众、社会进步有所助益。
20世纪30年代初，俞异君组织调查了山东部分地区信仰泰山神灵的庙会，并就此提出了改良庙会的主张。这次调查涉及泰山神灵信仰的地方包括博兴县、肥城县、福山县、东阿县、临淄县与海阳县6个县。调查者仅是调查了上述6县中的部分庙会，没有全面统计相关的泰山神灵信仰习俗情况。现就其调查的情况分别说明如下。
其一，博兴县的泰山神灵信仰庙会。据1933年8月的调查，博兴县东关有一座天齐庙（即东岳庙），每年正月初一到初十演戏酬神。这时期该处庙会的香纸消费约为500元，随庙会开办的市场主要是牲畜交易。另，这位调查者还提到城西一区伊家乡于每年九月九日到十六日为“太安奶奶”烧香演戏。此“太安奶奶”是否为碧霞元君待考。
其二，肥城县的泰山神灵信仰庙会。肥城县石横镇的奶奶庙、兴隆庄的娘娘庙与肥城北门的娘娘庙，均奉祀碧霞元君。每年举办盛大的庙会。在调查者张仁甫看来，这些庙会“皆系妇女迷信的集会”。
其三，福山县的泰山神灵信仰庙会。调查者李景苏记述该县庙会的场景称：“‘会’是七八十个联合的。每一段会总有锣鼓、旗帜、行伞、高跷、抬阁……玩艺。在下午一点钟时，鼓声大作，锣声喧天。一时看戏的人，都四处分散，各择了较高的地方站住，以便看会。远远地看去，在大街上的屋角处，都是飘摇着红红绿绿的旗帜。旗上的字被风吹得看不甚清楚，有的写着‘泰山进香’四字。”可见，此处庙会有专门的信众组织演戏酬神，很像是妙峰山的武会。其中，高跷的队伍演出《猪八戒戏老婆》、《瞎子观灯》、《姜太公钓鱼》与《骑驴上寿》等剧。抬阁的队伍表演《红霓关》、《洞宾戏牡丹》、《黄鹤楼》与《哪吒出世》等剧。
其四，东阿县的泰山神灵信仰庙会。调查者咸福亭说，东阿县少岱山山顶的庙宇以碧霞宫为主位，这里的庙会为“鲁西第一乡村大会”。每年四月初开演，延至麦熟，会期长达一月之长。此会的势力范围很广，如聊城、阳谷、公平、庄平、堂邑、平阴、济宁都在范围内，集会时有五六万之众，市场买卖也很繁盛。
在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的破除迷信运动中，受革命风气影响的当地青年人，“识透神道的虚伪，将有权有势的神像尽数推覆”。少岱山的庙会随即衰落，会众星散。由此，东阿县的商业贸易大不如从前。1932年，当地的商人出资重修了少岱山的庙宇和塑像。翌年，这里的庙会恢复了往昔的盛况。
少岱山山顶的庙中有柏树数十株，大者合抱，小者盈把。遗憾的是，每年新栽的小树总因庙会而遭灾，竟难以存活。咸福亭不无愤慨地说：“因无人看守，所以新植小树，一经过会，摧折无遗，此亦人们无公德心的表现。”
在咸福亭看来，少岱山庙会是一种“恶劣的风俗”。他解释说，将伟大辉煌的楼殿用于储藏“人类的戮害物”，将宝贵的金钱用于无用之地，十分可惜。鲁西本来就是地瘠天旱之地，还要在迷信的风俗上进贡纳税，无疑是增加了痛苦。因此，他呼吁“努力革除这种无根据的陋习”。
其五，临淄县的泰山神灵信仰庙会。据1933年6月的调查，临淄县一区南庙奉祀“天齐爷”（即东岳大帝），每年农历的三月二十八日到四月初四举行庙会，演戏酬神。届时到会的民众约6000人。庙会的市场以牲畜交易为主。城西北28里的愚公山庙奉祀“泰山奶奶”，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到十二日举行庙会，进香的民众多达 6000人。不过，此庙会在破除迷信运动中停办了。该县所有的庙产于1929年被“拨作学款”。
其六，海阳县的泰山神灵信仰庙会。根据包献廷的调查，海阳县黄山冈的庙会主要奉祀碧霞元君。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附近村庄的数千农民来看戏烧香。包献廷以讽刺的语调描述称：“（黄山冈）庙院里有个火焰冲天的火池，旁边肃立着四个假装慈善的和尚向那些烧香的善男信女讨香钱。前殿里面，是碧霞元君的偶像，案上‘烛影辉煌’、‘香烟袅袅’，一个和尚在敲着鼓磬，那些‘愚夫愚妇’，都拼命似的跪拜祈祷。”在包献廷看来，黄山冈庙会是愚昧民众的迷信行为。
这次山东庙会调查的参与者大多将包括泰山神灵信仰在内的庙会视为愚昧民众的迷信活动，主张将其废除。调查平原县庙会的乡村教员张耀中呼吁说：“但愿我同胞，不要竞以迷信为事，要自己振作起来，打倒各帝国主义者，而土匪也就无形之中自己消灭下去了，这种迷信的法子是不可靠，终有败露的一天。”这样的呼吁带有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色彩，但其对于生活贫苦的乡村民众并没有明显的号召力，更何况商人与民众还要依靠庙会的市场进行生活与生产用品的交易。
从上述6县泰山神灵信仰的庙会的变化情况看，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破除迷信运动并不能有效改变民众的信仰观念。官方以暴力手段禁止民众信仰及其公共生活的做法违背了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其结果自然会同官方的预期目标背道而驰。
组织这次庙会调查的俞异君注意到破除迷信运动收效甚微的窘况。他说，自北伐成功后，各地的庙宇一度被摧毁。然而，摧毁自摧毁，“拜佛烧香来作买卖者是依然络绎于途，无法防止”。山东有些地方甚至重修庙宇，“弄得更金碧辉煌了”。不过，俞异君并不赞同将碧霞元君信仰习俗视为迷信与愚昧。相反，他认为对民众信仰强行贴标签的政治批判行为，不过是政府与文化精英垄断了解释科学与文明的话语权而产生的一种傲慢。
俞异君充分肯定了所谓“迷信”对于民众生存的重要意义。他说，凡是一种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项或问题发生时，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应付，就要把这种支配权归之于玄渺的东西，就是神。他们还认为“只要至诚格天，神是能替他们解决困难问题的”。中国的农村是中国整个社会的基础，但是中国的统治阶级全然没有想到替农村兴水利、造森林，以免去水旱的灾殃；也没有遍设农村医院，讲究农民卫生，以解除他们的病痛。劳苦的农民大众他们只能呻吟于天灾人祸的痛苦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他们，不信神信什么？”“我们还忍心说他们迷信骂他们不可救药么？”显然，当时的民俗学者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到农民的生活环境及其困难，从而对碧霞元君信仰给予了充分的同情。
基于上述认识，俞异君提出了建设农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重要步骤。其中包括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设立农民医院，厉行农村义务教育与成人教育，复苏农村经济等数条。他还强调说，惟有这样才是革除神灵信仰习俗的根本办法和正确方式。
（本文摘编自《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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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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