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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妙峰山信仰习俗的建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与人文关怀的层面上，调查、体验了北京的泰山神灵信仰习俗。顾颉刚在对北京和苏州的东岳庙做了比较研究之后，深切地感慨：“分别好坏与有用无用，期望改变现状，是政治家和教育家的事情。把它当作一种材料而加以种种的研究，期望说明真相，是科学家的事情。简单来说，一是求‘善’，一是求‘真’。”但这不是说，学者们只是将泰山神灵信仰习俗当作研究对象，不在意对其改造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对这一信仰习俗的改造更为关注。
其一，注重碧霞元君信仰习俗改良的前提。容肇祖认为文化精英们对于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既“不需歌颂进香的效用”，“亦不必鄙弃进香的迷信”。官方虽然可以凭借政治势力，在改良习俗的名义下禁止妙峰山的进香，捣毁妙峰山的神像，但这种不管民众实际生活处境的做法并不会达到改良习俗的目的，反而将百姓们的娱乐和安慰一概夺去了。容肇祖建议说，如果官方真要改变民众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需要先从环境与教育上着手。一则要改变乡民的农林生产环境，提高生产能力；二则要提高乡民的农工职业技能。此外，还要提供可以替代进香的娱乐与安慰。假如不能从环境与教育上收效的话，就不必去改变当时正在延续着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
社会学家李景汉在妙峰山朝山进香的调查报告中说，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物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强行革除一些与社会不相宜的习惯。其原因在于社会中已成的各种习惯，都是满足了人性中各部分的要求。如果没有准备好相宜的习惯作为替代物，就将旧的不相宜的习惯革除，“有时结果是所得不偿所失，社会的幸福反倒因此减少了，这是有心改良社会的人应当特别注意的”。因此，他主张如果要废除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就先增加信众的科学知识，改变他们的生活观念，并为其找出其他高尚的娱乐。否则，“我很舍不得他们从妙峰山所得自然的快乐和满足的安慰，不必须的被抢夺了”。在李景汉看来，碧霞元君信仰习俗的改造必须以民众的自身素质与社会环境的改造为前提。
其二，反对官方暴力对信仰习俗的强制改造。当时的民俗学者与社会学者都反对官方凭借国家权力强行革除泰山神灵习俗的行为。他们认为，即使是对于具有迷信色彩的社会习俗的改造也必须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完成。仅仅通过暴力倾毁庙宇与神像，并不能达成启蒙民众的原初目标。
顾颉刚对南京国民政府强拆庙宇、捣毁偶像的运动并不赞同。他认为，这种用了外力去改变信仰习俗的方式实在没有多大力量，一旦政治情形改变便什么都恢复了；更糟糕的是，武人干预文化建设的可怕结果是，“迷信未必能打倒，而先民的艺术遗产则真的打倒了”。
此外，顾颉刚还批评了知识群体在对待民众问题上的自负态度，说他们虽然一再提倡到民间去，却也在实际上犯了与政治家同样的错误--以改造民众世界为目标的旨趣，并没有将民众视为真正的主体。通过妙峰山信仰习俗的调查，他主张在改造民间神灵信仰习俗上，知识阶层要真的和民众接近，而且还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彼此了解，通过各种方法的调查，去了解清楚他们的生活。然后，顺着这个方向与他们接近，使作为改造对象的民众了解“我们的”诚意，甘心领受“我们的”教化。顾颉刚强调循序渐进的方式与同情了解的立场，正表明了他对官方破除迷信运动的忧虑。
顾颉刚、容肇祖、李景汉与俞异君等学者在泰山神灵信仰习俗与民众生存状况之间，更关心后者。在他们看来，对前者的改造只是推行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并非目的本身。官方与一些社会改革者以激进立场和暴力手段，开展破除迷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显示国家权力对于民众文化的轻视与诋毁，却难以实现其所声称的解放目标。
在这些学者们看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破除迷信运动展示的对现代文明的追求，从根本上漠视了构成本民族面貌真正基础的民众文化；民众文化不仅有其内在的自足逻辑，而且充满了原生态的活力。他们通过对妙峰山与山东等地庙会的调查研究，希望为官方主导的社会风俗改良运动提供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学理支持与实施策略。顾颉刚等人“致力于通过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其政治与文化取向人所共知，他们对待民间信仰的这种态度，毫无疑问绝非提倡迷信，守护愚昧”。其与倡言破除民间神灵信仰的知识群体同样基于科学与文明的观念，但二者的分歧实质“并不在于提倡文明科学与野蛮迷信之争，而是圣贤的立场与民众的立场之别”。能不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设身处地考虑民众对神灵信仰的实际需求，这不仅考验着学者的良知，也考验着执政者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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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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