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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件中的村民集体行动
2月6日( 腊月28日) ，天鸣回到义村后上门答谢并邀请出劳出钱的村民及其他村民一起参加春节立碑纪念活动。村长虽没有出钱，但他还是请村长代表村里讲话。2月8日( 春节) 上午，纪念活动正式开始。首先是义村三姓代表面向纪念碑和老城原址上香敬酒，共同祭祖; 其后，天鸣、新老村干部和捐款村民等代表分别讲话; 为锣鼓队和秧歌队授队旗——“义村村民文艺队”; 最后为70岁以上老人、学生和出工村民分别赠送保温杯、纪念章和毛巾等纪念品。筹备近3个月，浓缩为3小时的立碑纪念活动终于结束。在村民看来，“今年过年热闹，年轻人和积极劳动的大部分村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以后谁再也不敢卖树了”。周边村落与义村相比，格外冷清。外村人以羡慕的口吻说: “义村年轻人就是厉害!”然而，他们并不了解热闹的背后充斥的争吵、抱怨和利益纠葛。但在天鸣看来，在土地承包到户和税费改革之后，能把松散的村民组织起来立碑护树并举办纪念活动，这种集体力量的形成并非偶然。
(一) 村庄内外精英积极的行动干预
帕累托( Pareto) 对“精英”的最初定义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聪明能干的人［20］，是一个中性词。而田原史起对中国农村精英定义是在农村较有影响力、威信较高，可超乎私人利益，为公共利益、共同目标发挥带动能力的个人，或者是在必要时能发挥这种潜在力的个人［21］。在中国语境下带有褒义性，更多指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根据田氏的定义，处于体制之内的义村村长显然并非精英，而带头的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的天鸣、云风，以及通过求学在外工作的俊明、永红，还有早年当兵获得提干后在省委工作的兴业等人，这些有一定能力和愿意为公共利益而奉献的村内外的人才是农村精英。他们的共同参与确保了立碑护树事件的成功，也间接地影响到了村民日常生活的意义，甚至重构了村内公共利益的分配秩序。如果没有天鸣、云风等精英，立碑护树、纪念活动等显然无法举行，义村春节自然如往年一样冷清，古树的命运也更加不确定。
(二) 集体情感的符号意义及其构建
60多岁的兴业已多年没有回过义村，但他在立碑动工时专程回村捐钱。古树、老城见证了义村近两百年数代人的生命历程，微信群里30 岁以上的村民也都曾在老城里出生和成长。在记忆的环境中，历史与记忆在生活中是统一的，因为生活中无处不是历史和记忆。不过，在现代社会，记忆与日常生活脱离，需要依赖人为的纪念仪式和节日、档案资料、博物馆、纪念碑等一系列外在形式加以保存，从而形成“记忆之场”［22］。乡土情感基础上的认祖归宗和落叶归根是人们的普遍情结，在老城已平整为耕地，两棵古树自然成了村民集体情感“记忆之场”。而“情感只有通过群体成员激发展现和物化于他们共同经历的意识。为了对象化，他们固定于一些客体，使其变得神圣化”［23］。因此，天鸣提议为古树立碑，让村民通过对过去的记忆，努力塑造他们的村庄认同并使立碑行动合情合理。此外，以看得见的集体祭祖仪式，让村民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增强对义村的归属感。“通过举行仪式，群体可以周期性地更新其自身的和统一体的情感; 与此同时，个体的社会本性也得到了增强”［24］518。共享的记忆或纪念仪式所营造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归属感又会成为群体和国家认同的基石［23］。而在义村小事件中，将村民集体共享的，但已消逝的无形记忆通过物化、可见，且能长期保留的形式传承下来。这对于难以通过文字体味和感悟共同记忆，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村民来说，可触摸的古树和纪念碑自然起到了承载历史和塑造认同的作用。曾打算卖树的村长没有理由阻挡村民立碑，他反而也要适时参与。
(三) 借助网络技术的村庄组织动员
章友德和周松青认为，网络动员是社会动员的一种类型，它以网络为媒介，发布和传播信息，对网络参与者施加影响，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其中，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25］。当然，作为行动者的村民如果只对具体事物有认同，而分布广泛的他们之间无法互动，也就难以在网络关系中围绕某一目标形成集体行动。义村年轻人把老照片共享到QQ群空间，同时，利用微信制作并传播音乐相册，新媒介显然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26］，使村庄记忆具象化并产生了扩大效应［27］，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的认同。在青年一代中，互联网为个体间的互动和动员提供了技术支撑，克服了地理空间的障碍，维持了一个虚拟却现实的村民互动网络。如年轻人所言: “微信就是好，能打字、说话、发视频，还能发红包”。作为互联网技术的产物，微信为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提供了门槛较低的交流圈子，成了跨区域即时性的交流工具，使组织动员的成本大为降低。当然，与传统动员不同，网络动员是意见领袖、网络传递、情感动员、网络信任和自下而上的动员［28］。天鸣在义村微信群空间恰恰扮演着动员的角色，他从群成员集体情感出发，提出带有平等而非指令性的策划方案和资金用途获得了年轻人认可，在家中地位较高的他们再将这种想法传递给家人。这表明，微信群不同于纯粹的虚拟社区，它一般限于熟人之间的互动。义村微信空间动员正是在差序格局基础上展开的，它的边界清晰，对象明确，可以与村庄现实人际关系网络相互重叠且一一对应。村庄内的个体在微信群空间的压力和氛围中受到感染，促使最初并不关心立碑的90 后也参与到事件当中。
(四) 碑上留名的符号及其激励作用
古树留存发挥着为村民承载共同记忆和夏日避暑纳凉等作用，而村长之所以敢私自出售，正因为他作为村集体的法定代表可以利用产权模糊的机会谋取私利。在立碑事件中，并非所有的村民都积极参与，天鸣等人不可能把那些未出劳出资而享受古树福利的村民排除在外。最初倡议立碑时，天鸣并没有计划将捐款人的名字刻上，但后来许多人在捐款之前询问时他才意识到碑上留名的重要作用。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更多的村民以较低的成本主动参与其中。林缨在设计美国越战老兵纪念碑时认为，“没有一种更好方式使他们( 退伍老兵) 的美好记忆比把他们的名字与国家象征联系在一起更加高贵”［23］。对普通农民而言，难以有机会将自己的姓名与高大而抽象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不过，能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足以体现个人的存在感和自豪感，村民其实也只要以较低的成本就能换取这种收益。碑上留名把个人和义村的历史与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符号激励的作用满足了他们内心对荣耀感和满足感的价值追求。
(五) 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策略性运用
网络动员的核心在于技术手段的支撑、现实的感情和关键人物的引导［19］。天鸣作为事件发起人和策划人，其核心作用显而易见，但这并非只是因其个人的后天资源。如前文所指，他在村里辈分较高，大力支持他并捐款较多的永红等人都喊他叔叔，云风是小时候的玩伴，也要喊他爷爷。天鸣的高学历和国家干部的身份象征与他所处的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关系网络相互作用，为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奠定了基础。质言之，既有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结合在动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9］。例如，老书记动员侄子捐款的原因就是“要看得住门户”，否则证明自家在义村已绝了户。正如杜赞奇所言，“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和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30］。天鸣对故土的情感早已嵌入到义村文化网络当中，他又借此推动了立碑事件的成功。有村民说: “天鸣可以号召全村绝大部分人，而村长只能号召他们一家人”。事实上，天鸣已意识到隔墙而居的村长认为自己对他的权威构成了威胁⑦。因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具有的双重作用也迫使天鸣采取妥协、退让和回避的态度来处理村民、村长和自身在事件中的各种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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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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