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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新”功利
传统乡村生活中的民间美术或民俗仪式具有实际的民俗功能或信仰功能，通常来说，求子长寿、招财纳福、驱邪禳灾是具有民俗功能的非遗类型稳定不变的“文化功利”主题。我们熟悉的年画、剪纸、面具、银饰、刺绣、建筑彩画等纹样都以此功利目的制作，并在民间信仰、民俗仪式、生活用品三个层面的使用中实现其价值。功利性驱使非遗被使用、传承，是非遗在原生环境中得以传承的根本动力。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科学知识被广泛普及，解决问题的渠道不再单一，即便是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生活习惯也越来越接近城市，非遗失去了功利性传承动力，继承便成为难题。
进入文化遗产时代，非遗传承人评选成为刺激传承的新动力，这是新时代的“功利性”。一些传承人努力取得更高级别的传承资历，为他们带来更高的荣誉、更多的展览机会、更显赫的名声地位，最终将为他们的作品带来更高的价格，这些和传承人的经济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非遗传承人评选本身为传承非遗而设立，在个别地区这些利益败坏了非遗传承人评选的初衷，非遗传承人成为人们的利益争夺点，制造出一些列传承矛盾，真正技艺优秀的传承人难以上榜，扰乱正常传承秩序。
一些传承人的作品已经脱离开民俗生活，非遗的服务对象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传承的文化生态、传承人的传承心理创造新的文化功利，用新的文化功利价值连接传统与当下，促进非遗健康传承。这种功利性在于将非遗回归到日常化的生活当中，是具体而切身的，不能是单纯的经济收益，不能是项目化的利益刺激。
三、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关联着多民族文化的社区生活，非遗的文化传承不能仅仅在体制内进行项目保护，更应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生态中进行可持续探索。文明转型期的非遗传承面对多元化的语境，涉及到大学教育，也涉及到中小学教育，也涉及到高校与社区传人的互动，多方位的探索实践让非遗全面步入互联网时代的传承发展阶段。
1、大学与非遗
2015年，文化部联合教育部组织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全国57所高校展开。大学与非遗或民间文化的互动自20世纪初业已开始，[12]这次培训成为大学教育和社区非遗文化传承发生关联的绝佳契机，让高校再次参与到非遗传承保护的行列，也为高校师生与社区传人的教学相长提供了机会。
在这次培训中，中央美院作为最早开始培训的项目试点院校，为培训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经验。重视民间美术教育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传统。五十年的中央美院成立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工作室;八十年代中央美院成立了民间美术系，邀请陕北“剪花娘子”到学院讲学;进入新世纪，中央美院成立了国内首家非遗研究中心，成为较早开展非遗教育的高校。中央美院在培训过程中结合多年教学和研究经验探索出“三知”、“三化”的培训经验。“三知”即“文化要知情”、“技艺要知艺”、“发展要知辩”，“三化”在“三知”基础之上提出，即“常态化、互动化、职业化”。“三知”让“让传承更加传统”，倡导新时代的非遗要“为民族传承，为生活创新”，“三化”让非遗培训更加贴近社区传承的实际情况，让传承更加靠近非遗的活态本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曼谷召开的“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生学位课程发展区域论坛”，尤其强调大学对区域性非遗保护的作用。培训让大学直接参与到解决基层社区文化遗产传承问题的实战中，再次让高校对社区中的非遗传承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观察与思考。
2、社区非遗
多民族社区非遗的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的根基，乡村社区是区域文化发展的精神情感之源，是非遗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传承实践的过程尤其要关注社区群体。中央美院在培训后让大学生进行了“社区回访”，即回到传承人生活的社区考察非遗实况、发现培训问题，回访成为在培训高校普遍推广的成功经验。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在社区中认识非遗、学习非遗，奖技艺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传承人将自己难以实现的创作想法与大学生探讨，合作完成培训结业作品，形成互动互惠的培训模式。此外，中央美术学院在剑川、贵州等少数民族乡村社区设立了实践教学基地，让大学生直接进入社区学习非遗技艺，并在教学基地开展“艺术介入乡村”实践。
社区考察是高校研究非遗、提出传承办法不可绕过的一步，我们有必要在社区中解决社区的问题，在以社区为本的基础之上检验和改善培训经验，探索和发现非遗传承的有效方法。另外，社区非遗的文化认知也是社区传承人群参与实践的核心内容，除了高校对社区非遗关注，还应鼓励社区内的人进行当地的基础田野调查、非遗资料整理，带动非遗的社区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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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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