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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蒙、后现代与文化复兴：妖怪学的语境变化
或许正是对这个“大逻辑”的理解不同，妖怪学研究的语境在不同阶段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井上圆了是以启蒙姿态破除迷信——“拂假怪，开真怪”，但到了柳田国男却向回走了，他或许觉得井上圆了破除的太彻底、太理性了，而把日本很多有意义、有情怀的“妖怪”传统扫没了；于是，他又开始着手搜集那些“妖怪”，这便有了《远野物语》。回到中国，蔡元培和周作人恰恰对应着井上圆了和柳田国男。特别是周作人那句“盖此等处反可以见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更见其性情和卓见，到今天我们或许还要回到周作人那里重新思考当下“民”的“真心实意”。所以今天我们讲启蒙少，讲文化复兴要更多，可是复兴什么文化呢？这样，后现代和文化多样性的逻辑自然出来了，而“妖怪”从那个古老的秩序传统里“隐伏诡谲”之后，以更多元、更后现代的方式“萌现”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各个角落。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小熊诚先生谈话的意义，他说：“常光彻先生有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叫《学校的怪谈》，影响很大，因为他其实是从传统民俗学中开拓出一个新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无论是“学校的怪谈”、网络、游戏中的各种“妖怪”现象和叙事，抑或是传统村落中的“妖怪”想象，他们都以多元、后现代的方式呈现着“民”的恐惧和心灵，而这种呈现似乎召唤着某种新的可能性：它既可以召唤一个肇始于“中国妖怪学”的文化复兴或动漫影视产业崛起，它同样可以召唤人类心灵的善恶的不同本质侧面；而就中国的妖怪叙事而言，在多元的叙事与转化中，构成了对道德秩序或天道秩序的某种维护或革新。
三、概念与分类：《从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看异界想象的魅力》讨论
商小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师兄谈到要对妖怪学的范畴划界，但神、仙、鬼与妖怪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真的要将进行区分划界，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吗？
吴新锋：我认为划界是必要的，这也是我引用《左传》文本的目的，我觉得妖怪是对秩序的威胁和破坏，所以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秩序；妖怪作为一种非人、非神、非鬼的存在如何构成对秩序的威胁与破坏，这个秩序是一种宗教的秩序、人间的秩序甚至包括幽冥世界的秩序，其本质上是一种对人间世的有序映照。
商小琦：那么，师兄还是觉得神界、幽冥世界并没有“反时”、“反物”，但如果是在神界、幽冥世界的一些反常呢，比如谪仙或作乱的神仙，这些怎么看待？
吴新锋：民间很多文本、习俗或仪式的具体语境里面，神、仙、幽冥鬼魂与妖怪都混在一个框架中。比如说被贬谪的神仙，在《西游记》里很多。天蓬元帅被贬成为猪怪，这是神到怪；跟随唐僧取经成为八戒，这是从怪到神的转化考验过程；取经之后成为净坛使者，被纳入神界秩序。天蓬元帅之所以被贬谪是因为他勾引仙女违反天条，其实这就是人间秩序“民反德”的神界映照，贬成猪怪是一个契机，一个认识到神界秩序重要性的契机，也让我们反观人间世的秩序。
商小琦：像水鬼，如果它品德好，被当作“城隍”祭祀，是不是可以作为师兄刚才所讲的一个印证。
吴新锋：是的，幽冥鬼界也有秩序，当水鬼乱伤人的时候，违反了“鬼德”，我觉得它就是妖怪了；好水鬼保佑水上平安，就又被纳入有序的鬼界秩序里，所以，我觉得妖怪是一个转换的中介。
程梦稷（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15级博士生）：刚才你们讨论的问题在日本有些讨论，柳田国男就有“谪仙说”，河神失去了神性就变成了河童；后来小松和彦有“新妖怪学”的概念，他说不仅神仙可以变成妖怪，妖怪也可以变成神仙，标准是是否被祭祀。
吴新锋：是的，刘晓峰老师上次讲到“人、妖、仙”三者之间的相互转换，我还是觉得转换还是为了回到那个秩序。
朱佳艺：那么，现在我们把妖怪跟神的区别搞的比较清楚啦，那么妖怪跟鬼的区别呢？还是你认为妖怪跟鬼是一回事？
李涛（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15级硕士）：我觉得妖怪就是动植物、石头获得了人的意识会跟人一样思考，鬼是人死后变成的，那么他们的区别就是原来是不是人嘛。
吴新锋：违反秩序的那些鬼可以是妖，但在有序的鬼界里，鬼不违反鬼德，它还是鬼。
朱佳艺：那么，现在做妖怪学研究是要把妖怪跟神、仙、鬼独立出来作为单独的一类，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笼统地来研究？
吴新锋：我是倾向于划界，刘晓峰老师、王京老师似乎都倾向于前期不要太纠结于清晰的界定。在具体的研究里面，妖怪肯定跟神仙鬼纠缠在一起，这也是其魅力所在，但我还是认为应该对妖怪做出清晰的界定，不然在进行对话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妖怪都不在一个层面上，不利于学术对话。
陈珮媗（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16级博士生）：刚才程梦稷提到鬼和妖怪的重要区别是是否被祭祀，在台湾有一种在夜间被祭祀的兔儿爷，它是作为阴庙被祭祀的，我认为它是妖怪。这样的话，我们如何界定鬼和妖怪呢。
朱佳艺：受珮媗姐启发，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多啊，被祭祀的就一定不是妖怪了吗？
李涛祭祀分为正祀和淫祀，淫祀没有被纳入佛教或道教体系，所以还是和这个秩序相冲突，所以淫祀应该归入妖怪的范畴。
朱佳艺：但是淫祀并不代表民间宗教不承认它。
宝诺娅（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14级硕士研究生）：我想问师兄秩序到底指什么？无论师兄讲“民反德”，还是刘晓峰老师讲《月令》，都是儒家的正统秩序，这样它和民间宗教、佛教、道教还在同一个秩序里吗？
朱佳艺：对，要对这个秩序进行界定，到底是儒家秩序，道教秩序，还是佛教秩序，还是民间宗教的秩序？这样界定就很困难啦。
宝诺娅：其实我觉得这个妖怪是一个大的主题，其实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在做着妖怪学的研究，只是没有统一到一个主题下面。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统一在一起，还是在各自的范围内，比如鬼故事、神灵故事之类，因为如果统一的话，那个范围肯定很大，就很难界定。
吴新锋：我从两方面来理解：一，如果我们要在中国掀起妖怪学的研究，对妖怪学的基本概念做出界定是必要的，有利于清晰准确地讨论问题；二，你所言其实是一个具体研究操作的问题，这和做出界定并不矛盾。我所用的“民反德”虽然是儒家经典，但我所指涉的秩序则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并不专指儒家，这是需要再次澄清的。
王悉源（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14级硕士研究生）：师兄说“民反德”，这个德就是一种秩序，但这个秩序到底指什么？
李敬儒（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15级博士研究生）：我觉得应该从形态方面来区分。
吴新锋：可以按照形态分，但必须有一个形态的标准，比如动物、植物和物体等类的妖怪，还有什么？
李敬儒：鬼，灵魂。
吴新锋：但鬼、灵魂和动物、植物和物体不再一个逻辑层面上。
朱佳艺：妖怪学领域应该有交叉，像神、仙、鬼和妖怪。
李敬儒：现在不就是这样做的嘛，刘晓峰老师从四大民间传说切入。
李涛：我觉得应该参考中国传统的封神体系，没被纳入正神体系的就是妖怪。
朱佳艺：我之所以关注定义，就是因为定义关系着妖怪学要干什么，或者说研究妖怪学这个主题有什么意义，和鬼学、神仙学有何区别？所以妖怪学的定义关系着整个研究思路和研究的整体精神。就像师兄前面所言“以多元、后现代的方式呈现着“民”的恐惧和心灵，……它同样可以召唤人类心灵不同本质侧面”，这个思路是很好的，但我们必须界定清楚妖怪学，才能知道召唤出什么样的心灵侧面。
吴新锋：这就是我为什么引用《左传》文本来讨论秩序问题，也就是我在评议最后部分所重点强调的“从而构成对道德秩序或天道秩序的某种维护或革新”。
蔡佩春（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神仙学？
朱佳艺：对啊，如果可以谈妖怪学，为什么不立一个神仙学？
吴新锋：今年民俗学年会上，巴莫曲布嫫老师参加妖怪学的讨论，提到或许叫“志怪学”会更好些。
李涛：古代，人跟动物、植物接触更多，现代人与汽车、电脑这些工具接触更多，所以汽车人、钢铁侠之类的东西可否纳入妖怪学讨论。
朱佳艺：妖怪学，妖怪的词源是什么？
吴新锋：“妖”在《说文解字》中通“祅”，词源肯定古老。日本的妖怪只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妖怪学作为一个系统学问，日本比我们早。
吴玟瑾（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14级硕士生）：我刚才查，妖怪从《汉书》就有了。
李敬儒：日本做妖怪学是有他文化传统的，神秘主义的色彩。但中国把这个词汇拿过来用，建立自己的妖怪学，和日本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谈到的《学校的怪谈》、都市的鬼故事传说，其实它的娱乐性会更大一些，和你刚才说的“反映的民族的真心实意”的东西会少一些。当代日本的神秘主义思想是很浓的，特别是他们的神道信仰，妖怪学和日本的文化很契合，我觉得在中国把妖怪学单独拿出来似乎没有必要。如果中国研究妖怪，恐怕要分古代文献里的妖怪和当代流传的妖怪。
李涛：其实在中国农村，神秘主义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
李敬儒：在中国，像田螺姑娘、毛狗子精都是会变成人，再跟人接触；在日本，似乎它就是以妖怪的形象存在的。
李涛：它只有变成人形才有可能封神被纳入正统的可能性。
吴新锋：其一，敬儒刚才提到日本神道教，其实日本的神道信仰与中国的佛教、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日本的神道信仰与日本妖怪学有多么紧密，我没有做这方面的功课，不敢判断。第二，你所谈周作人的“真心实意”和我理解很不一样，我觉得周作人通过妖怪看中国人的世道人心甚是精彩，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妖怪学的重要诉求，看看当代中国人的世道人心。第三，你说妖怪学不必要的问题，我仍然觉得妖怪学研究能让我们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理解当代社会的秩序问题。所以，妖怪学能给我们带了很多阐释的空间。
（本文刊于《民族艺术》2017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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