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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留有深刻印象的是，在“巴格里”仪式神话的一个讲述本中，神和精灵有着条理井然的生活。另外一个讲述本是关于水神、仙女如何帮助人类发明文化。在第三个讲述本中，人自己走出去，发明了如何建造房子以及其余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在同一神话内，神学意义上和人文意义上的说法放在一起。这让我对人类产生了另一想法，其实洛——达基人一直都在思考：这是神发明的，还是人类发明的？
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我的一些朋友能够成为大学老师，他们在一个小小的、靠口头交流和传承的村子里长大，现在从书本上学习各种内容。当然在这条路上他们失去了很多，他们失去了“巴格里”仪式神话，因为古迪的书面文本是真正的神话，是古迪和那些他们所不认识的老人们一起完成的。我必须对他们解释说，我的文本是随机的，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经费和精力，我能写下来另外一百个不同的文本。落在纸上的书面文本只是许多讲述本当中的一个而已。
杰克·古迪（Sir John Rankine Goody,FBA）生于1919年7月27日，2015年7月16日在其96岁生日行将来临之前离世。他曾经就读于伦敦郊区的圣奥尔本斯中学，而后在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读英语系，深深倾心于休·赛克斯·戴维斯（Hugh Sykes Davies）这位超现实主义诗人、小说家、共产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没有拿到学位。他加入了舍伍德林地军团（Sherwood Foresters）并被派遣参加作战。于是他开始了对他此后人生有重大影响的冒险之旅。北非的伊斯兰文化的独到之处让他大受震撼。被俘后，他被关在战俘集中营，数次出逃未果。受关押时间最长的是在意大利的阿布鲁佐战俘营。
1946年，他重返剑桥大学完成学业，在人类学专业取得学位证书。此后他成为赫特福德郡的一名教育官员，结婚生子，养育三个孩子。此后他又在牛津大学重拾人类学，1954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基于在西非加纳西北部的田野调查，他的导师迈耶·福忒斯（Meyer Fortes）聘他为助理讲师。他与琼·古迪——一位颇有名气的英语老师——的婚姻没能经得起这些折腾。1961年，福忒斯给圣约翰学院施加压力要增聘若干讲师，可是古迪只拿到了研究津贴。他与自己的美国博士生伊斯特·纽科姆（Esther Newcomb）结婚，生有两个女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杰克和伊斯特·古迪成了一个团队，经常共同在加纳进行田野调查，有时候也一起发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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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做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之初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情形。当时我从加纳的首都阿克拉乘夜间大巴北上。司机在某个地方去和女友相会，我们乘客就活活地被喂蚊，直到他选择在清晨继续开车上路。我在下午两点时，在酷热中到达了博莱城（Bole），最终找到了他们住的房子。一片安静。我四处看，终于找到了他们——杰克、伊斯特以及两个小女孩赤身裸体躺在盥洗室浅浅的水中睡觉。
古迪积极投身战后的反殖民主义革命，而黄金海岸则是非洲革命的震中。在第一次田野调查期间，他加入了以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为首的社会主义者政党“人民大会党”（Convention People’s Party）。他很快就明白，独立的西非需要前殖民时代的历史，以便描绘后殖民时代的未来。于是，他转向西非王国前殖民地时代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他从民族志移步到历史，这一举措给当时的非洲人类学以及今天总体上的非洲研究打上了标记。
这期间他将博士论文写成专著《死亡、财产和祖先》（Death,property and the ancestors）（Goody，1962）。尽管古迪出版了近四十本书，而且大多都是在他于三十年前退休后出版的，这本书却是他的精品著作。标题的三个词汇说明了一切。人类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会死掉。如何超越这种命运？我们可以活在传给后代的不动产当中，或者成为祖先。这两件事，古迪都热衷于去践行。他自己买房子，也帮助孩子们买房子。但是，他真正看重的价值是成为祖先。如果不通过著书立说，一位知识分子何以能做到长生不死呢？某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出版这么多书，他回答说：“因为我相比（埃德蒙德·利奇）还落后，得迎头赶上。”
《死亡、财产和祖先》一书基于详细的民族志，不过那也是大视野社会理论的概要，展示了人类学立足其上的比较法学传统（梅恩、梅特兰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古迪曾经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文章，提出将人类学改名为比较社会学。他坚持认为，大学生应该研究非洲的现代生活：教师、地方政府、移民企业家。他设想的是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新综合，这让福忒斯极为不满——毕竟他几乎白手起家地把剑桥大学人类学建设得拥有世界一流的领先地位。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福忒斯与利奇之间那些有伤和气的对话之后，国王学院的利奇和圣约翰学院的古迪以及他们各自的学生们得以更为和平地处在一个体系当中平分秋色，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杰克·古迪在70年代期间发展出对书面文化的兴趣。他与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英国语言文学教授伊安·瓦特（Ian Watt）的合作开始于1963年。在《技术、传统与国家》（Technology,Tradition and the State）（Goody，1971）一书中，他直接面对让非洲国家与西方封建主义出现分野的理由。在70年代，他以《生产与再生产：家庭领域的比较研究》（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mestic domain）（Goody，1976）一书将这一比较投射到（旧）世界的舞台上。
1973年，杰克·古迪水到渠成地成了福忒斯的继任者，掌门剑桥大学人类学系。他没再去尝试着将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政治学融合到一起。但是，他很快启动了关于世界史的系列著作，以《生产与再生产：家庭领域的比较研究》开头，首先将非洲与欧亚大陆进行对比。他也讨论文字写作之重要性，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基础上完成了《驯服野性的心智》（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Goody，1977）。
古迪在很多方面都与福忒斯正好相反。他将自己在研究和写作上秉承的精神带入掌门人的角色当中。他无视学科界线，告诉我们说：“你必须发现一个问题，追着不放，不管它把你带到哪里。”其结果是，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成了一系列独行者的聚合处，导师们对博士生们追踪的题目往往一无所知。这令人感到兴奋，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形成强烈反差，共同传统的意识让那里的人受压抑感更强。剑桥的自由放任型新模式让这里的学术视野开放而且具有活力，但是也造成了碎片化，对学术思想的再生产没有做出很多贡献。杰克·古迪也没能赢得一批追随者跟在身后来形成自己的学派师承。
不过，古迪在剑桥的家里极其随和而愉快地招待众人，用廉价的红葡萄酒以及由诚恳的追随者烹制的面条来招待众人（追随者当中有一位意大利人）。在某个阶段，他和伊斯特的婚姻瓦解了。2000年，他与著名的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学家和作家朱丽叶·米彻尔（Juliet Mitchell）结婚。她对他的挚爱令人动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古迪在家中跌倒，被送进一家医院的老年病人看护区。他不得不忍受患痴呆症老年人夜里的叫喊声，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对待。对他来说这难以忍受，于是他擅自出院了。我问他在跌倒时把哪里给摔坏了，他回答说：“只是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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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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