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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体记忆与民俗学研究
在民俗学记忆研究中身体记忆占据重要位置，因此笔者把身体记忆作为独立的一个小节进行论述。首先来对“身体记忆”的概念进行界定，界定之前有必要对以往学术界的相关概念进行回顾。社会记忆研究的鼻祖莫里斯·哈布瓦赫使用的概念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德国的古埃及学家阳·阿斯曼(Jan Assmann)则用“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概念，其后的学者也有使用“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和“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这两个概念的。但以上概念均没有明确其“身体性”。而之后的学者也没有对之作出明确的定义。只有刘铁梁才真正强调了身体记忆的重要性，他的观念深深影响了弟子们，张青仁在2009年发表的《身体性:民俗学的基本特性》便是例证。笔者对刘教授“身体记忆”的理解是:“身体记忆”一方面包括“头脑中的记忆”，另一方面包括“身体实践”或曰“身体技艺”，二者紧密杂糅在一起，艺人按照师傅传下来的方法制作木版年画这个身体实践过程本身，既有技艺的成分，又有记忆的成分，可以说记忆包含在技艺中——通过大脑的记忆来记住师傅传授的年画制作技艺;同时技艺也包含在记忆中——大脑中记住的不仅有木版年画其他方面的知识，而且还有其传统的制作工艺即技艺知识，这里的记忆将为年画制作技艺的实施助一臂之力［12］(P111～133)。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这里谈到的身体记忆不局限于某一个体的身体范围之内，也可以指两个个体或者是多个个体之间的身体记忆，即身体记忆具有主体间性，它存在于互动的主体间的范围内。因此可以说，身体记忆概念的提出与在民俗学研究中的运用将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同时也拓展了民俗学身体研究的路径。
笔者认为，身体记忆概念在民俗学研究中的引入，与刘铁梁的“感受民俗学”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只要提到身体，就不可回避感受。这里的感受既包括研究者主体的感受。刘铁梁说:“民俗学直接面对的却是有主人在场的生活文化。”［13］(P24)在这里，他强调不要忽视生活的整体性，并且指出“应该说，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能呈现出生活的整体性，而不是靠民俗事象的排列组合”［13］(P24)。根据刘教授的观点，笔者认为民俗学研究应该重视人、人的生活与感受，其中包括对人身体记忆的思考与研究。刘铁梁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指出:“地方社会保护民俗文化就是在保护其共同的历史记忆”，“对于一个地方社会来说，保护民俗文化就是在保护地方社会共同的历史记忆，即一个集体对于共同经历的生活变化的记忆。既要求改变生活，又要求记住自己的过去，这两方面的要求构成了当代人的文化心态”［14］。另外刘铁梁还强调:“民俗学的……根本性的价值是对于生活整体的关照。”［13］(P2)而关照生活整体，最需要关注的则是生活中的人，因此对人的身体记忆的关照与研究就显得如此迫切。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之主体间性，身体记忆还具有复合性。即身体记忆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记忆的范畴之内，它同时还适用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与国家记忆等范畴。因为身体虽然首先是个人的身体(包括身与心)，但同时也是集体、社会和国家的身体。尽管集体、社会和国家没有具像的身体存在，但这并不影响身体记忆的研究，因为笔者所谈论的身体记忆从根本上来讲，与其说是一种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倒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方法。这种观点深受刘铁梁教授的影响，之所以强调身体记忆在民俗学学科范围内的重要性，实际上依然还是在回应与践行刘铁梁的“感受生活的民俗学”的理论观点。因此，不论是“通过民俗”还是“通过身体”，方法论的凸显才是关键所在。
目前，记忆研究还未成为主流的考察方法，依然处于边缘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境地。尽管如此，与记忆论有着天然联系的民俗学，依旧需要深入思考记忆论作为一种重要研究视角在民俗学研究中的应用，该研究视角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均应成为民俗学者探索的重要话题。
1．民俗学应该建立本学科的记忆研究理论
“鉴于社会记忆研究在学科领域的多样性(政治学、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同时又鉴于这些领域在社会记忆研究中本身的界限的模糊性，要很清晰地把社会记忆研究归入某一学科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有必要从某一学科出发，努力地勾画出不同的记忆方式，以及它们会如何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忘却’(social amnesia)。”［2］(P5)因此，民俗学应当发挥出本学科的优势，牢牢抓住民俗学“体验、感悟、理解、认识”生活的学术指向［15］(P5)，扎实地做好田野工作以及个人生活史和民俗志的研究，在实际中建立本学科的记忆研究理论，逐步完善民俗学记忆研究的理论体系。
2．身体记忆包括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
民俗学的身体记忆研究，包括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的研究，理论研究为实证研究提供指导与方法，实证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持与检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谁是身体记忆的主体?记忆的内容是什么?主体是如何记忆的?记忆的手段或媒介是什么?什么原因促使记忆的发生?为何这样记而不是那样记?此外，关于身体记忆的理论还处于未成熟阶段，有待于进一步地思考与完善，相关的个案研究也为数不多，同样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民俗学者大有施展之处。
3．记忆的难题
记忆(包括身体记忆)存在两大难题:一是记忆的多义性，二是记忆被误解。记忆的多义性本质上就是记忆概念的模糊性，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在使用记忆这一概念时均有所侧重，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模式，局限于自己的模式之内进行演绎，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因此，记忆的多义性问题亟待解决。记忆被误解主要是伴随着记忆问题的国际化而出现的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是不同民族或国家对历史的不同记忆甚至是误解。例如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亚洲国家与欧洲国家的看法不尽相同，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看法很不相同，德国人与日本人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在同样的历史事件上，甚至还会出现不同民族有着完全相反观点的现象，这便是记忆被误解。面对这一问题逐渐扩大化的现实，民俗学者理应做出自己的回应与贡献，对相关记忆问题进行着力研究方是可行之道。
（本文原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11月，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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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谷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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