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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兴寺
清光绪十三年（1887），北堂由蚕池口迁建至西什库，原来位于西什库的崇兴寺不得已搬至西直门内大街路南。崇兴寺本为明代看守西什库的太监们兴修的敬神之地，入清以后，极受皇家重视，康熙亲自为寺庙题写石额，同治年间还有礼亲王府、庄亲王府、孚郡王府等合力修庙。但光绪搬迁后，寺庙与皇家的联系断绝，变为曹洞宗尼僧所住持，但原庙中的大量法物、文物与宝物仍存寺内。20世纪50年代，崇兴寺仍有房舍39间，约在“文革”期间，寺庙建筑被拆除。
翠峰庵
亦称翠峰寺，始建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由当时的司礼监掌事太监张敬斋所首创，僧录司左觉义为住持，在佛教界内有很高的地位。清代雍正乾隆期间大约有房屋三十余间，清晚期庙内旗人票房在北京城内极为著名。民国十一年（1922），尼僧普修重修寺庙，殿房总数增至74间，寺内尼僧也有2、30人之多，是民国时期北京重要的尼僧寺庙。1960年以后，翠峰庵改成工厂，1995年，寺庙建筑被拆除。
和这些显赫的寺庙相比，“九龙二虎”之庙和它们有如下几点不同：
一、从建筑规制与寺庙管理者来说，“九龙二虎”之庙不是高僧大德的祝锡名刹。在与九龙二虎有关的11座寺庙中，有7座都可以确定是没有僧人或道士这类宗教人士住持管理的寺庙，其中，弥陀寺内龙王庙与铁狮子庙由普通民人负责管理，前者供水夫经营水窝子，后者身份是市民的家庙，而其余5座甚至找不到这类固定管理者的身份记录，应该属于附近居民集体管理的小庙。而除此之外，即使有僧道驻锡的其它几座寺庙，也都规模很小，例如龙泉庵仅有殿宇四间、龙泉禅林有殿宇九间，或者仅是附属于其它寺庙之内，例如赦孤堂观音庵龙王庙附属于观音庵，弥陀寺龙王庙附属于弥陀寺。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新街口龙王庙，它是雍正七年的敕建寺庙，虽然只有山门一间、殿宇三间，但覆琉璃瓦，规格不低。但应该注意的是，晚清时期，龙王庙早已失去了它敕建官修的高贵身份，庙渐破败，所以才有民国二十年住持拆除建筑、变卖庙产之事。总之，与西直门大街两旁动辄殿宇三、四十间、住持拥有崇高宗教声望的各大寺庙不同，“九龙二虎”之庙，全都只能称得上街边小庙。
二、“九龙二虎”之庙的声名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不像崇玄观等庙一样，声名远播、远近来朝。正如前所说，崇玄观在清代时名动京城，不仅有乾隆御制碑为之增辉，庙会也是绵延不绝，如松筠家住西四，可每年庙会之期都会来崇玄观游赏。其实，广济寺、永泰寺等其它寺庙也是如此，它们虽然没有庙会这类民众参与度非常高的活动，但是远迎五台山来客，近承北京显贵助善，影响力远远不仅局限于西直门大街一带。与之相比，“九龙二虎”之庙却都只为附近居民所知晓。由于缺乏资料，我们很难判断每座寺庙的捐助者究竟是谁，但从有限的资料来看，“九龙”中至少有三龙是居民自由取水的公共水井，另有两龙是水夫售水的水窝子，也就是说，其捐助与使用者肯定以附近居民为主。而“二虎”庙的社区性质更加明显，西直门南小街土地庙仅有一间，且供奉的本来就是“一方土地”，与远无涉。铁狮子庙内的两通碑刻也明确表明，此庙自创建以来的所有捐资者和管理者都是附近居民。因此，从影响力范围来说，九龙二虎之庙也仍然是“小”庙。
三、“九龙二虎”之庙直接面对的，是市民日常生活中吃喝拉撒那类最“世俗”的部分。具体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所谓“龙”庙，就是龙王庙，全是依井而生，与管水有关的寺庙。而所谓“虎”庙，也就是供奉财神赵公明，并以赵公明的坐骑为标志的寺庙。因此，“龙虎”，实际代表的是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所谓“龙”，就是井与井水的象征，北京缺水，尤其缺少能直接饮用的低碱度水，即“甜水”，每一处井窝子都设龙王庙祭祀，表达的是北京市民对于水资源的珍惜。而所谓“虎”，是玄坛赵公明的坐骑，赵公明为财神，虎因而可以理解为象征性的财富资源。北京城自建都以来，不仅是政治与文化中心，也是商品与消费中心，在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中，获得“钱”即财富，是居民生存的基本条件，虎因而也和龙一样，代表市民生活的核心资源，是其它一切社会秩序与景观秩序的基础，民众对街区景观中的九“龙”二“虎”庙印象如此深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些寺庙与经典的宗教教义几乎无关，更没有高僧大德讨论思辨的宗教哲学，但它们却为普通市民的基本所需提供了象征性的保护，在普通市民心目中，它们也许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
总之，通过比较“九龙二虎”之庙与西直门大街的其它寺庙，我们能发现这11座寺庙有一个共同点，即建筑规模都较小，主要由普通民众自行修建并管理，而且影响范围很小，全都局限在西直门大街两侧的附近地区之中。但是它们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因而能成为市民心目中的空间标志。
（三）城市市民的宇宙观
文章的最后，我还想讨论一下用“龙虎”为街道命名的意义所在。正如前所说，“龙虎”首先是现实性的，是真的供奉有龙王与老虎的寺庙；其次，“龙虎”也是符号性的，附近居民心知肚明，他们崇拜的龙王与老虎，本质上是希望获得水与钱。但是，龙虎所代表的景观秩序也许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城市空间中的宇宙秩序，在北京地区流传的另一则故事《北京的城门与传说》中，对这种秩序观做了很好说明。故事中讲到：东安门在左属青龙，西安门在右属白虎。所以在东安门外有两条相对的胡同，起名为金鱼胡同和甘雨胡同，这是因为鱼能化龙而名为‘金鱼’，龙能行雨而名为‘甘雨’。在西安门外也有两条相对的胡同，起名为羊肉胡同和砖塔胡同。因为虎最爱吃羊肉，拿着肉喂老虎，它吃饱了就老实了，所以起名‘羊肉’。那老虎一旦兽性发作，砖塔胡同口上的九层砖塔就是镇虎神鞭。古人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星宿分为四组，分别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代表，即“四象”，这在中国有相当长的历史，相当深入人心。而将北京城的城市景观也理解为“龙”、“虎”的组合，暗含星宿所代表的宇宙秩序，其内在含义是阴阳—吉凶—龙虎的相生相克与动态平衡。由此出发，我们再看“九龙二虎”之庙，会发现它们几乎平均分布于西直门内大街两侧，此时龙虎所代表的方位感虽然并不那么强烈，但龙与虎始终相提并论，仍然反映出追求阴阳和谐与天人合一的内在意识。
总之，本文通过综合使用地方文献、民间传说与田野调查资料，钩稽了“九龙二虎一统碑”这一民间传说的内容与含义，在回溯西直门大街历史景观的基础上，探讨了民众认识并记忆城市景观的方式。由于资料不足，本文很多地方尚是推测，无法确下定论，然而民众对寺庙的推崇、以动物象征生存资源与宇宙秩序的思维方式，却已粗略能见。如果北京今后的景观设计中能考虑到北京民众这种独特的认知方式，将更有利于和谐北京的建设与发展。
注释：
[1]首都图书馆藏《北平寺庙调查一览表》，1945，第11页。
[2]王建民《西直门与西直门内大街遗迹》，《西城追忆》，2006年第3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清雍正《六城寺庙庵院僧尼清册》，雍正六年（1728）。
[4]董晓萍、吕敏（Marianne Bujard）主编《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第二卷，第831页。
[5]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国立北平研究院寺庙调查记录·赦孤院》，西四19，1931-1933年。
[6]（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二·城市·内城西城，据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内务府刻本排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1，第840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呈报官管寺庙殿宇房间数目清单》，乾隆35年5月22日，档案号05-0277-032。
[8]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社会局·内四区龙王庙僧人悟修登记庙产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档案号J2-8-423。
[9]首都图书馆藏《北平寺庙调查一览表》，1945，第34页。
[10]（明）沈榜编著《宛署杂记》，据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出版，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3，第230页。
[11]同上。
[12]清康熙《万寿盛典图》，见（日）瀧本弘之编《清朝北京都市大图典》，东京：游子馆，2002，第73页。
[13]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国立北平研究院寺庙调查记录·弥陀寺》，西四30，1931-1933年。
[14]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国立北平研究院寺庙调查记录·龙王庙》，西四41，1931-1933年。
[15]首都图书馆藏《北平寺庙调查一览表》，1945，第34页。
[16]清乾隆《京城全图》，北平：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务局调查所缩印版（1:2600），订成17本，1940。
[17]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國立北平研究院寺庙调查记录·五聖神祠》，西四43，1931-1933年。
[18]《北京西城区民间文学故事集成·第一集》，油印本，第9至10页。
[19]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国立北平研究院寺庙调查记录·铁狮子庙》，西四18，1931-1933年。
[20]《玄帝庙碑》，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1卷第173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1991。
[21]《真武庙碑》，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1卷第56页。
[22]董晓萍、吕敏（Marianne Bujard）主编《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第二卷，第832-833页。
[23]（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卷上，第153页。
[24]刘建斌《穷西北套》，《西城追忆》2006年第4期。
[25]《万佛寺碑》，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0卷第174页。
本文(英文版)原载于《剑桥中国研究(Cambridg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2016年第一期“日常生活中的北京”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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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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