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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的使用与管理。所谓“九龙”，都是缘井而生的龙王庙。它们于宗教意义上是奉祀龙王的神庙，但同时也是市民取水的“水窝子”，是附近居民每日生活必需打交道的地方。为井立庙，除了赋予水以象征神圣性之外，实际上也与水夫组织的社会管理有关，这须专文另述，此处不再赘谈。
2、祈佑健康。龙王庙主祀龙王，老虎庙主祀财神，但庙内常常都有药王的一席之地。尤其是二虎庙，据《玄帝庙碑》记载，清道光二十八年寺庙重修时，就增供药王神像。而南小街老虎庙中也同样供有药王像，庙内悬挂的条幅上有“护佑赤子”等说法，也与保佑儿童平安健康有关。
3、社会救助。旧日北京很多寺庙都承担起社会救助的功能，例如有名的旛杆舍饭寺，而在西直门大街两侧，这类寺庙也很多。例如赦孤堂观音庵，从名称上看，就有救助孤儿、殓尸超度的职责，而多座仅一间房的小龙王庙，都是无房穷人寄居之所。
4、伦理社会的补充。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组成的伦理社会，因此，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排除于这一社会结构之外，典型的如失去家中男性成员的寡妇、未出嫁的大龄“剩女”等。投身宗教生活，给这些女性一个稳定、合法的社会身份。这一现象在北京内城尤其突出，由于八旗包衣制度，有大量旗人少女在年轻时被选入宫内及王府充任使女，直到25岁方可放出。此时她们大多已错过了最佳婚配年龄，又无法依附于父母及兄弟生活，于是往往积聚在寺庙之中，大石桥胡同重阳庵、西直门内翠峰寺，都是这类女子聚集的地方。西直门大街的铁狮子庙、龙泉禅林，也都是尼姑庵，其间的尼姑数量众多，可以猜测，可能其中也有这类伦理社会之外的女子。
除了九龙二虎庙之外，西直门大街还有有名的崇玄观，即民间所称之“曹老公观”，可谓是寺庙空间之公共性的杰出代表，至少自乾隆年间开始，观内每年正月初一至初十有庙市，观废后庙市犹存。从嘉道年间旗人松筠的日记《闲窗录梦》中来看，当时崇玄观庙会兴盛，虽只一年一度，然规模盛大，开庙时足有压过护国寺庙会之风头。
正是因为寺庙承担起传统城市社会中的种种公共职能，不仅满足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符号需求，更是“家—国”主体结构的必要补充，因而对于市民而言尤为重要，这些建筑被赋予的意义因此也远超于其它建筑之上。市民选择用寺庙而不是其它建筑来作为西直门大街的地标，也就得以解释了。
（二）寺庙分工与市民生活
如前所述，在旧日北京，寺庙对于市民而言非常重要，但是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这几座庙，而不是别的寺庙能为街道命名？
除了九龙二虎之庙外，西直门大街两侧的著名寺庙不在少数，自入清以后，至少就有永泰寺、崇玄观、北广济寺、为俾使读者了解这些身处西直门大街两侧，却没能厕身“九龙二虎”之列的名刹大观，以下本文将简要介绍这几座寺庙的历史。
永泰寺
永泰寺始建于元代，明正统八年（1443）修武伯带头新修，天顺年间赐名永泰。至清乾隆年间，永泰庙规模宏伟，有三路建筑，并常得达官显贵资助。民国十年（1921）后，庙内开设北平五台山普济佛教总会、北平恒善总社等多处机构，五台山僧人长期在内焚修，庙内五十四间半庙房，规模不小。至20世纪50年代时，附近其它寺庙的神像还都曾移入庙中安放。
崇玄观
崇玄观，俗名曹老公观，曾有清高宗弘历御制《崇元观御制拈香即事诗》碑。该观始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乾隆23年（1758）曾经重修，气势宏伟、规模庞大，每年正月初一至初十有庙市，至民国时犹存。民国年间，崇玄观改为陆军大学校，碑石移至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
北广济寺
也称广济寺，为明代高僧梅乐禅师首创，始建于明弘治甲子年（1504），落成于正德九年（1514）。入清以后，庙内一直传临济宗，清康熙六十年（1721），曾用作礼部、刑部、国子监、光禄寺、鸿胪寺上述祭酒以下诸臣建棚诵经贺圣寿之处。至民国年间，庙内仍花木繁茂、法物众多，不乏工艺精美者。到民国末年，广济寺改为新街口小学。
祝寿寺
亦称响铃寺、普庆寺，至晚始建于元代，明正德八年（1513）经太监重建。入清以后一直是僧庙，直至民国十年（1921），道教霍山派道士傅崇安购下此庙，并重修添建，庙内格局严整，钟鼓楼等一应俱全，并可能是油漆行的行会祭祀地。可惜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电线起火，烧毁三间殿宇及若干法物，但主体建筑保存至今。
崇寿庵
亦称崇寿寺，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雍正乾隆期间大约有房屋四十余间，且身列官修寺庙。自嘉庆、道光以至光绪年间，寺僧多次购置房产，崇寿寺规模不断扩大。至民国十五年，僧人慧三成为住持，他同时也是宝禅寺胡同内广善寺住持，热心教育，在崇寿寺内创办圣化学校，僧俗兼收。庙内有白莲花石槽，为名贵文物。至1995年西直门内大街改造时，崇寿庵才被全部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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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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