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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的97、98、109、125诸条皆表达了相同之意。从文化社会生态的角度，对百余年来草相声的知识考古与形态描绘也验证了王国维上述关于文艺演进宿命与悖谬的结论。诸如相声这样，壮族歌圩、天桥中幡、马街书会等原本在民众生活中生计勃勃的艺术，一旦“登堂入室”，被官方规训，被精英雅化、固化，也就同时意味着末路的到来以及与质变相伴的形变。岂止相声，昆曲、京剧、评剧等等，哪一种今天要保护、申遗的、原本生发于民间和生活的“原生态”艺术没有类似的，走向死亡的发展历程与形变？这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
今天要保护、申遗的、原本生发于底层和生活的民间艺术，几乎都在经济市场游戏规则的支配下，在金钱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诱招下，被商品化，只是贴上了文化的标签，形成今天中国经济大潮中的蔚为壮观的文化经济。接下来的问题是：包括传承人在内，在参与各方的共谋下，一窝蜂式急功近利地将被视为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商品化究竟能产生多久的经济效应？民间艺术-原生态艺术原本是民间的，它是民众生活体系有机的组成部分。土生土长、源自乡野、市井的民间艺术究竟该何去何从？[90]
2.闲适的旗人与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如前文所述，在清代，旗人长时间闲暇的生活成为后来众多被称之为“艺术”的母体。宫廷、王府生活不但促生了绢花、料器等手工制作的繁荣，也促生了撂跤、中幡等带有竞技性表演的兴旺。旗人衣食无忧的生活使他们直接投身于包括八角鼓在内的“什样杂耍”和“行香走会”等耗财买脸的休闲展演之中。这不但给后世留存了一度被文学史家为之惊叹的《白雪遗音》、《霓裳续谱》等“雅音”，也滋生了被民俗学家津津乐道的《百本张》等“俗曲”。在与汉文化以及其他族群文化互动的场景下，清代享有特权、衣食无忧的或为官或为民的旗人共同培育，并进一步发展了今天的琉璃烧制技艺、宫毯织造技艺、插花、料器、绢花、玉雕、弓箭制作、白纸坊太狮、妙峰山庙会、东岳庙庙会、天桥摔跤、评书、相声、单弦牌子曲、京韵大鼓、面人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桥中幡、抖空竹这些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按部就班地向国家级挺进。
其实，这并非偶然，也非历史的简单回环与悖谬。早在六十多年前，同样旗人出身的老舍对晚清旗人艺术化的生活和情趣有过这样的感叹：
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听到了革命的枪声便全把头藏在被窝里，可是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与趣味的书来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象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91]
于是，民国元年元月降生在一座有花园亭榭的大宅子中，会弹琵琶会拉胡琴会唱两句也会玩金鱼白鸽但却不知家仇国恨的小文夫妇，在已经沦落到“小羊圈”胡同六号这个小杂院的东屋玩票还暗中拿“黑杵”时，仍然是这样一副心性：
他们没有留恋过去的伤感，也没有顾虑明天的忧惧，他们今天有了饭便把握住了今天的生活；吃完饭，他们会低声的歌唱。他们的歌唱慢慢的也能供给他们一些米面，于是他们就无忧无虑的，天造地设的，用歌唱维持生活。他们经历了历史的极大的变动，而像婴儿那么无知无识的活着；他们的天真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幸福。[92]
在《四世同堂》整部小说中，小文夫妇都是配角，与小羊圈胡同的邻里也是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着墨不多：借冠晓荷对文若霞的非分之想，写了小文夫妇俩房间雅致的布置；在小崔死后，夫妇捐出了家中仅有的三元四毛钱；小文给瑞宣说有两声枪响；不出场的教招弟唱戏；在祁天佑死后，小文到街上借电话给瑞宣报信，在祁家的门框上贴白纸、给李四爷打白干；在第二部《偷生》的末尾就安排了小文夫妇俩壮烈惨死的场面。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小文夫妇实际象征着那个动荡年代的旗人文化和心性，是所有主人公活动的场景与舞台，作品中的其他正反角色都仅仅是这对夫妇心性中的一个面相的凸显、放大而已。
虽然诸多的关于旗人的不同学科的研究都不怎么提及旗人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并似乎有意熟视无睹，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如今北京这些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多数仍然是旗人的后裔，而且还有着与小文夫妇相类的，不管风吹浪打都自得其乐的闲适心性。
2008年9月7日，在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于志海秘书长地陪同下，我与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的崔顺权、金镐杰研究员一道对“聚元号”弓箭技艺的传承人杨福喜、“面人郎”的传承人郎志丽、“花儿金”的传承人金铁铃、“葡萄常”的传承人常弘进行了访谈。令人意外的是，杨福喜、金铁铃、郎志丽都是满族，常弘虽不是满族，却是蒙古正蓝旗人，即这四位都是“在旗的”。因此，旗人生活与当今北京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尤其需要研究者关注的话题。
当下“清门儿”相声的重现，除了说明了旗人当年生活的闲适、撂地相声与八角鼓之间的渊源外，也表明了这些清门儿相声传人在工具理性的现代社会洁身自好的心态。与之相类，这种与闲暇相关的心性正好是当下这些出身旗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共有心态。年近五十的常弘不无自豪地说道：
现在生活节奏快，而艺术这个是慢工出细活，一定要喜欢才能出成绩，现在的小孩坐不住。我们从事这个都不是以之为生，不以其为生活来源。我们是拿着退休费，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以说是年龄不大，生活无忧。这样才能出成绩。[93]
在与以自己女儿为代表的年轻人生活的对比之中，年逾五十的金铁铃清楚地说明了旗人的生活态度与闲暇生活、性情之间的关联：
满人喜欢交朋友，好客，喜欢玩鸟、虫、花、摔跤。为什么喜欢？他是吃俸禄的，干不干都有“工资”，就不用去奔波劳碌。过去是这样，所以好交朋友，喜欢玩，玩的是“闲心”，如养鸟，养鸽子、蛐蛐，还有启功的书法，都是玩！这得有经济基础。有俸禄才能这样广交朋友，好客，才能不是特别抠，而且性格豪爽，有草原豪爽的气质。
我父亲公私合营后挣一百九。他是老艺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国庆还上过观礼台，那阵儿他穿水獭大衣，够显眼的啦！他好客，家里朋友多，吃饭常是一两桌，来人就添双筷子。钱有多少，花多少，生活“悠闲”。我父亲的老师喜欢摔跤，十八岁就当禁卫军。所以我们家沿传了满人的生活习惯，不省着过日子，吃点儿、喝点儿，大家都好。今天先生活好再说。
我不反对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节奏快，但压力大。都是电脑了，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少了。我适应不了这种生活，还不能干急事。我们这些人，没有“落伍”一说，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我们所从事的在一个国家、社会来说算是“冷门”了，是手工艺，手工业。我女儿大学刚毕业，老找工作也老换工作。我们不一样，一辈子都不用换，就一直干这工作。[94]
从今天这些旗人后裔的表述明显可知，经过百余年来不少的升沉起伏和转换，与百多年前旗人生活的闲暇相近，今天这些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基本生活也处于一种与他们祖辈相近的状态。因此，不但旗人生活与北京文化艺术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关注，皮珀曾深刻论及的“闲暇”与“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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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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