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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性化的趋势
正如躯体化的宗教活动在台湾和江苏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所发展,一个与之平行的发展则是关于宗教的理性化的形式｡也许最明显的近期例子是台湾人间佛教的发展,最重要的例子是在证严法师带领下的慈济､星云法师带领下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带领下的法鼓山｡所有这些团体的思想谱系都可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太虚和其他改革派的和尚,虽然这些团体在台湾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变得显著,多少也在全球运动之后｡上述团体各自间区别明显,但都对一个更加理性化的佛教形式有兴趣｡例如圣严法师通过法鼓山呼吁将佛教与现代生活对话,这种自觉的方式特别地吸引到了知识分子｡慈济在最初就明确地对传统佛教更加躯体化的形式很排斥｡其最早的原则之一就是不会通过给别人表演仪式来获利,但却通过生产手工艺品自谋生计｡同时,所有捐款都会被使用于慈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仪式都消失了——譬如他们仍做佛教传统意义上的早晚课｡然而,他们的多数时间被奉献于处理理性化和自觉的论述,包括圣严法师的讲道和信众不断涌现的感言｡
躯体化并非与这些团体不相干,尽管其表现形式非常不同于更加传统的佛教躯体化实践(如念佛号或背诵经典)｡相反,信众被期待成能够亲自参与慈善——组织诊所､运输食品援助､辅助病患等等｡但即使如此,这些行为还是通常被转换成理性化的经验,因为追随者持续地叙述其经验的意义(Huang 2009)｡
江苏当今的各种佛教活动,也包括躯体化和理性化的宗教形式｡慈济如今在江苏有一些分支机构,包括在苏州的大陆总部｡很多地方佛教领袖目前也越来越活跃,以发展其自身的佛教话语途径,此可特别清晰地见于其中很多人有规律地在中文媒体,如微博和微信上发表的内容｡
很多佛教徒也特别被佛教更加理性化的一面所吸引(Jones 2010),他们常常喜欢声称佛教是一个如何没有迷信的宗教,并广泛地讨论佛学与科学的联系｡一些重要的寺院也开办佛教学校(主要为了训练僧侣);在中国的环境中,这样的教育尤其把宗教理性化的一面强化了｡
笔者在谈及躯体化的内容时已经提及了一些新教徒,需要注意的是,在台湾和江苏(当然还有美国),大多数“主流”的新教形式也不再重视仪式和神赐能力而青睐文本说明和以宗教术语表述个人经验——即呈现出理性化的趋势｡新教的欧洲起源时期有意地强烈反对仪式,破坏宗教艺术品且减少天主教仪式生活到几乎无存(Seligman et al.2008)｡理性化和新教联系的发现当然源于马克斯·韦伯的经典作品,故笔者此处不赘述(Weber 2010)｡台湾的基督教长老教会,到目前为止是台湾最大的基督教教派,在很大程度上继承此理性化的传统｡
此类理性化和教学化的基督教的普遍成功,导致一些佛教僧侣模仿这种宗教模式的某些方面｡比如,一些寺院现在为经历了皈依典礼而成为了正式佛教信徒的信众提供周日学习团,或者一个和尚会对这些信众在初一和十五提供演讲,从鼓励信众自觉地思考成为一个佛教徒意味着什么和寻找以佛教方式过生活所有方面的方法的角度上说,这些行为很多是直接理性化的｡
始于20世纪早期,在台湾和大陆,各种形式的救赎团体也开辟了宗教的新形式｡经常反映出全球的理性化和躯体化趋势(Duara 2004;Goossaert and Palmer 2011;Jordan and Overmyer 1986)｡这些团体被较老的中国宗派传统(如白莲教)和其时日本的宗教新发展所影响｡很多这些教派既具有宗教躯体化的特点——特别是通过“扶鸾”⑦的实践,又有热衷于明确地讲清楚宗教原理和道德世界的特点｡
当今最知名和最成功的此类团体可能是一贯道｡一贯道是最初繁荣于民国时期的一个教派(Lu2008)｡因为它的秘密活动且被怀疑与日本占领者有合作,最终被共产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认定为不合法(Jordan and Overmyer 1986,216—218)｡即使如此,一贯道之后却在中国台湾渐渐繁荣起来,最后1987年在台湾取得合法化｡从台湾出发,一贯道在全球的华人社群中传播开来,一贯道现在号称有两百万信众,尽管这个数字有些夸大｡
与一些类似的在大陆和台湾的团体相仿,一贯道期待其成员对他们的生活给出一个完全的道德解释｡这些团体典型地会要求对道德资本进行积极管理,强调自律､工作､财产与人际关系的良好管理｡⑧每当考虑到实际问题的情况下,特别是关于健康和财富时,一贯道强调其对保守的儒家价值观的保留｡它的集会重视关于道德及行为的演讲,演讲通常来源于经典的文本｡这与最近几十年已经发生在许多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和佛教信众身上的回归文本相似｡这些集会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感觉起来非常像在很多基督徒中流行的圣经学习班或像一些更近期的在中国的佛教创新｡
救赎团体在一种与国家世俗化/宗教化工程对话的环境中发展｡作为半地下的组织,它们经常扩散进入对于更公开的宗教团体来说不再开放的区域｡譬如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它们是鸦片成瘾治疗的强力推动者｡也就是说,它们承担一些当其他形式的宗教从多数社会生活中脱嵌后而做得更少的慈善功能｡此外,如Goossaert和Palmer针对大陆的情形所述,它们很多直接设想自身为国家的/世俗的工程的一部分(Goossaert and Palmer 2011,108)｡它们想象自身,简单地说,为保有中国根的现代性宗教——是与主流基督教的自觉相对应的具有自觉性的中国式解答｡
结语
中国江苏和台湾的宗教历史与当代实践都存在且有助于过去的一个世纪间发生的全球宗教潮流,两地都出现了理性化和躯体化趋势｡尽管在同一时期,中国台湾和大陆存在政治背景差异,但这些宗教发展趋势还是共同发生了｡这些改变不仅与宗教还与政治制度交织,还与涉及佛教､新教､寺庙崇神及其他本文没有讨论到的文化传统有关｡因此,既存在有灵言和精神治疗的体现神授能力的基督教的增长,也有与韦伯的讨论相似的较为主流的新教的增长｡佛教在躯体化的实践方面有增长,如围绕寺庙移动或冥想时念佛号｡与此同时,佛教在理性化的实践方面也有显著的增长,如传播对于佛经的说明或教授把佛教融入日常生活的演讲｡
台湾和江苏都受到强有力的全球宗教运动的影响,且两地具有非常相似的宗教和地方实践的文化背景,这使得两地显示出一些相似性｡另一个影响因素可能是中国宗教(当然包括台湾的)在20世纪之前制度化的程度相对较低｡对于佛教和道教,即使一些神职人员会受制于寺庙或道观的等级制度,但从来无法和教皇或某个人物(如英国坎特伯雷圣公会的大主教)的权威相比｡此外,自唐朝以后,在中国建立官方教派的尝试很大程度上被放弃｡这意味着宗教可以相对容易地响应变化中的地方和全球的环境来发展自身｡鉴于缺乏强有力的控制体系,对于宗教变化极少有结构性的妨碍｡
上述情况的结果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寺庙崇奉上,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政府都从未把寺庙崇奉规定为宗教｡虽然如此,这些实践在两地都保持强劲势头——无论它们是否被称为“宗教”(正如在台湾倾向于被称为宗教而江苏没有)｡这些实践受到非常低程度的制度性控制,因此可以相对有创造性地发展起来｡此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台湾自七十年代起经济腾飞以来,乡村寺庙躯体化仪式的大量增长｡然而在江苏也可见,例如上文讨论过的灵媒,或成千上万的人在除夕占满城市的大型佛寺烧香,或清明节期间在祖先的坟墓上祭献贡品｡参与者可能不会把这些认作“宗教”,但其脱胎于一个朝向躯体化实践的转变,这个转变也同样影响了乡村寺庙宗教｡
然而,台湾和江苏也发展出一些重要的区别,其一直接涉及制度性控制的形式｡我们看到,两地政府管理部门都试图建立新组织用以统一和标准化每个官方承认的宗教(尽管两地的宗教名单不同)｡比较台湾和江苏的情况,有一个未曾料想的发现是:相比江苏或大陆的其他任何地方,中国台湾的宗教景观似乎把这些全球趋势转变到一个更加本土化的方向｡这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三个现象得见——那就是佛教成长的繁荣程度,民间崇拜是否活跃,基督教信仰是否显著｡如笔记所述,台湾见证了更加快速和创造性的佛教成长,这部分缘于相比大陆不同的制度结构关系｡从词语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佛教”当然不是台湾本土化的,虽如此,其在台湾非常迅速的成功,部分也由于民众认为其在文化上具有中国特色,而非一种舶来的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
民间崇拜遭遇的情形不同,其在台湾或江苏都没有大型的管理组织｡尽管如此,长时期内庙宇和造像的基础设施在大陆曾被破坏,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大规模恢复,且这种恢复性发展在全中国各地区并不均衡｡其中,南部江苏不是民间崇拜快速发展的区域之一,且快速的城市化产生了乡村寺庙崇奉的新问题｡相比台湾,南部江苏的民间崇奉活动似乎没有那么活跃,尽管相比大多数大陆其他地区,南部江苏在一些指标如收入和教育方面与台湾更加相似｡台湾似乎允许本土宗教资源的大量发展,因此其民间崇拜活动非常活跃,并利用更具中国特色的资源来做｡
最后的区别是,江苏比台湾具有更加快速的基督教信众增长(北部江苏比南部更甚,但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每个地区的基督教信众都在快速增长,超过台湾)｡当回顾历史和政策时,可能导致的期待恰恰与现实相反｡国民党对待基督教,相比其他任何宗教,一向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1949年之后,大量的国外传教士进入台湾,但他们大多从大陆消失｡尽管如此,台湾的基督徒数量仅有非常轻微的增长,但在大陆(包括江苏),基督徒数量快速陡升的情况得到了公认｡换言之,大陆直接加入最大的全球趋势——带来躯体化和理性化宗教的新形式:即基督新教的传播｡但是在台湾却相反,台湾更适用于本土的宗教资源,而不是跟随信仰新教的潮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比如文革期间大陆遭受更严重的本土宗教机构的破坏,民间寺庙因不被承认为宗教而面临的持续的困境,以及对宗教更严密的制度性控制,而这些方面对基督教徒来说是相对无足轻重的,以至于基督教可以在地下扩张｡江苏和大陆其他地方的基督徒还把基督教定位为最能与现代性相匹配的宗教,而在台湾佛教占据了这样的地位｡妈祖庙在南部江苏的重建可以成为一个催化剂,而大体上农村移民进入城市也可以｡由此可见,两地的宗教生态已经不同,宗教将在台湾和江苏持续快速演进,但不必要保持同样的方向变化｡
笔者比较了中国台湾和江苏的宗教情况来部分地表达对于中国社会区别的看法｡台湾和大陆上个世纪明显的政治史差异,在某种程度上造就的却是两地比想象中更小的差异性｡两地的宗教情况都相当符合普遍的全球性变化——朝向国家主导的世俗化､宗教化､理性化和躯体化的宗教趋势｡另一方面,显著的宗教差别是:相比江苏,福建的多数宗教看起来更像台湾的情形,而河南的却又是另一番面貌｡甚至,南部江苏和北部江苏的宗教生态也相当不同于彼此｡因此,在考查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时,必须仔细地注意到特定地区的独特历史,包括其全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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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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