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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俗文化是中国的根脉文化
民俗文化是中国的根脉文化，它与典籍文化、精英文化不同，它不是广大民众生活的外在文化，而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本身；它不是国家的“大传统”规范和遵循的文化，而是属于民众生活的底层文化；它不是被文字书写的文化，而是通过民众的口头语言和行为描述和展示的文化。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几千年，但是民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人类成长的历史证明，人类的进化过程不是在一个与个体平衡的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由人类最初创造的生活世界中。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46。人类最初的民俗文化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生存的物质需要，二是人类自身生产即人类繁衍的需要。人从物质世界出发，通过实践活动，开创建立了文化符号的第二世界。人与动物都有求食求生的本能，但是人可以用工具进食，而动物绝对不可能，“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7］第2卷95。除了生存的需要之外，民俗还产生于人作为“人”的意识，人的意识的觉醒与石器的发明同样重要。通过劳动，通过发明，通过民俗的构建，人类在不断确认自己的与动物相异的身份。对于人类而言，理性既是一种实体，同时又是一种功能。作为实体，它构成了人类本质存在的特殊性，也就是他得以拥有高于万物的标志性特征；而作为功能，它又使人类有幸成为唯一能够充分达到自我意识的存在，即正是通过这一独特能力，人逐渐意识到了他作为理性存在的唯一性和独尊地位。在人类漫长的原始社会，由方言、神话、信仰、禁忌、巫术、仪式组成的民俗文化模式，是口头的，也是行为的，它们组成了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人类通过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表述了自己，确认了自己，彰显了自己的特殊与高贵。也就是说民俗的产生，使得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学术上把文化分为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两者并非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一直处于互动和共生之中。就起源而言，民俗文化是精英文化的母体。中国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典籍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瑰宝。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色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儒家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源于民间，中国古代文化根源之一在于礼俗生活。《周礼》又名《周官》，这是一部介绍先秦官制制度的典籍，实际上它累积了古代完整的礼仪制度，这个庞大的体系全部源于民众的生活。这部先秦时期礼俗生活的经典是从民间的礼俗发展而来的，其中的民俗累积了人们世代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包括民众的知识、民众的情感和信仰，实际是由俗而礼，也可以说没有民俗，就没有《周礼》。起源于民间的婚礼和葬礼被《礼记》纳入到国家制度的结构中，成为厘定国家制度文化的依据，正如《礼记·婚义》中所说：“敬慎重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男女有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之后而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夫妇有亲之后而君臣有正，婚礼者，礼之本也。”
《礼记·礼器》云：“丧礼，忠之至也。服器，仁之至也。宾客之用币，意之至也。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忠、仁、义是封建秩序建立的核心理念，儒家把丧礼的价值观念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成为儒家道统的理论基础，可能这也是学术界把中国文化的根脉追溯到民俗文化的原因所在。中国文化从礼俗发展到礼制和礼仪，有着充分完备的形式，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结为一个庞大的整体，以礼作为中国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名［8］12。
乡民社会生活的礼乐仪式也被官方归纳吸收，官方将其制度化、政治化，成为封建统治的文化传统，再推广到各个阶层，这是一个循环的文化传播过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并且以祭祀的地望与范围的不同而厘定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祭祀在这里有着十分浓厚的象征意味，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说：“古人祭祀，各随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而立，为天地人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诸侯为一国之主，故可以祭一国社稷山川。如春秋时楚庄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缘是时理义尚明，故如此。”［9］61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对不同阶层的祭祀仪式及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有助于建立信仰的权威，求得国家的稳定、持久，这是儒家学说的根基。春秋时期的所谓“礼崩乐坏”，就是当时的社会破坏了原来的礼制和秩序，所以孔子提出要恢复周代的典章制度。儒教是本土的思想体系，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它同时也是在中国各地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一套规范，没有各地民间信仰作为支柱，儒教本身就是空中楼阁。一方面，民间信仰纳入封建国家的典章制度之中；另一方面，国家的封建等级制度是以民间信仰厘定的，成为“正统”。封建国家将那些纳入到国家大典中的民间信仰称为“正祀”，未纳入者则称为“淫祀”，这是认识的偏颇和对于民间信仰的不尊重和不公正。
可见，民俗与国家的政治、法律、宗教、社会等存在密切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不了解一个国家的民俗，则不理解一国国情；不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则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与民族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更重要的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而文化体系的建立并不只是靠精英集团的超前意识，而是要形成群体普遍认同的群体力量［10］。中国民俗文化的发展虽然经过曲折的道路，而至今仍能够生机勃勃地发展，就是它能够体现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思维发展的动力。张光直在《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的草稿》一文中指出：
人类文明的两种走向，一种是破裂性形态，或称为突破性形态，是指人类在文明成长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环境来隔离掉原始的自然环境，与人类共有的基层文化形成破裂的关系，以西方文明为主要代表。另一种称为世界式文明。其特征是连续性、整体性与动力性，是以原始社会广泛出现的人类的世界观为基础而形成的文明社会，仍然连续着原始巫术性的宇宙观。［11］149
中国各个族群的民俗文化不仅为典籍文化、精英文化打下了基础，而且传承了人类之初的文明，人类之初的文明因子还在中国文明史上传递，正是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文明没有像希腊文明、埃及文明那样断裂，其特征是连续性、整体性与动力性。
三、民俗文化传递着中国的文化基因
民俗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人的个体生命不能永生，其依靠生命的繁衍而保存生命的基因，使得人的生物基因能够传递，而人类承载的民俗文化则可以传承人的文化基因。
民俗归根到底是人俗，如果说一个人有生物的生命，那么我们也有文化的生命。人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的双重复合体。如果生命的基因是DNA，那么文化的基因就是从哲学理念上的民俗［12］29。
民俗学科是背着历史的重负走到今天的，中国民俗学科发展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民俗学被扫除、被误解、被污名。民俗学科的正能量是什么？它与社会、与民众、与国家有何关联？民俗文化的基因是什么？这是应该探讨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民俗学科的存在和民俗学科自身发展的问题。
其一，民俗文化表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境界。民俗是人的文化行为，这种文化行为是一种自然的生命活动，其生活需要的全部物质都依赖于自然界，因此构成了人对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的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7］第42卷96～97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方式就是生产活动，人自己的对象化是以自然为前提的。这就是说人的自然本质就是自然界的人化的本质，自然界的本质亦是人的自然本质，因此人寻求的应该是与自然共生存的共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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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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