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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代时任山西巡抚何乔新奉命赈灾，路过勋州撰写的一篇祷雨文。文中述及后稷“德佐唐虞，躬耕稼穑”之伟业，描述了河东连年大旱不雨，“饿殍盈途”“骨肉相食”的凄惨景象。故而祷告于田畯，稷神“岂肯坐视而不阴佑”，最终显灵而甘霖普降，“生民无悯雨之忧而有喜雨之乐”。后稷神在文中不仅是教民稼穑的农业神，并且已然成为护佑农业丰产的保护神，旱时具有司雨的神职功能，涝时则具有驱涝保收的神力。流传于稷山一带的民间传说《雌雄塔》同样表现了后稷这一神性：
a.在稷王山顶，矗立着两塔遥相呼应，人们称其为“雌雄塔”。
b.传说很久以前，这里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这里出了个能人，名叫后稷，他力大无比，武艺高强，且智多识广，于是大家都推崇他为首领。
c.有一年，新麦要收获之际，一条恶龙来此兴风作浪。后稷就挥舞宝剑，与恶龙搏斗。打败恶龙，风止水退。
d.后稷将这条恶龙牵到禹门口，拴到缚龙柱上。如今，禹门口的“龙门”“缚龙柱”“拴龙环”痕迹犹在。
e.每当小麦黄时，后稷就手执宝剑，站在稷王山上目不转睛地监视着禹门口恶龙的动向，叫百姓加紧收打，所以老百姓把夏收叫做“龙口夺食”。
f.有一年麦子刚收完，后稷竟化身为石人，后稷妻子送饭发现后也化身为石人。由于这两尊石象屹立着，于是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g.人们为了纪念他们，就在该地建立了两座砖塔和一座稷王庙，把后稷降恶龙的宝剑安插在塔顶，而后稷妻子撒米饭的地方，至今还有数不尽的碎石，人们叫它“五谷石”。［10］776
文中将诸多民间传说母题糅合在一起，后稷的形象转变为一个降龙伏魔的神话英雄，除魔的争斗也为地方风物作出了生动的注解。禹门口的“龙门”“缚龙柱”“拴龙环”成为后世民众对后稷神深层记忆中的精神象征。从社会发展来看，后稷神职的民间转变是因为社会生产从游猎进入到定居的农业生产后，经济也有新的发展，相应地对粮食需要成了民众生存中的大事，而水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旱涝灾害均为制约粮食丰产的巨大障碍，民众在无奈的情况下，求神祈愿，而神格的选择体现出了普遍的合宜性，后稷发明农业的伟大事功使民众对其崇拜无比，而当民众面临自然灾害之时，所能凭借的神力自然指向了“德才兼备”的后稷。在民众精神空间中构建起的后稷信仰体系里，后稷是一个既保存有经典叙事中作为周族始祖和发明农业的正祀神格，同时又在民众解释传统中衍化出司雨、驱涝等神职功能的民间神格形象，这成为后稷神话得以久远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山陕后稷神话的行为叙事
艺术人类学注重行为研究，其所关注的主要有两个向度：“一方面，透过艺术看文化，考究特定群体的‘艺术活动’与当地社会文化内涵之间的索引性关联，亦即艺术的文化表达问题；另一方面从文化语境切入阐释艺术，探讨特定‘框束’条件下的诸如人对艺术活动的赋义、具体艺术形式的产生、艺术的即兴创作等论题，即文化的艺术呈现问题。”［11］24从艺术人类学的行为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来看，行为研究不是依据行为的主体线索来将其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考察，而是把行为放在了具体现实的关系之网络中来加以观照，是基于一种场景性的生活世界下的研究活动，是回归日常生活而对艺术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反思与定位。这样的出发点正与民俗学的学科取向相契合，因此，行为研究在民俗学研究中便成为一个可以借鉴的方法。董乃斌、程蔷认为，“凡不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或仅仅以语言文字为辅助工具而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媒介来进行的叙事，我们称之为行为叙事”［1］（5）48。研究民间行为叙事离不开实地调查，我们在山陕乡村进行后稷神话的调查中，也自觉地从民众行为切入，观察民众围绕后稷神话而产生的一系列行为过程。
陕西武功县武功镇东河滩相传是后稷当年教民稼穑的地方。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东河滩都要举行盛大的古会，人们带上新麦子做成的大白蒸馍，用花手帕包起来，在会上比赛，以显示庄稼收成的好坏。今天的武功镇东河滩会盛况依然，每逢会期，各地商客慕名而至，男女老少结伴而来，古镇沸腾，形成了民间的狂欢场面。曾经担任武塔村支部书记的李文贵谈到村民现在对后稷的祭祀活动时，有这样一段表述：
后稷教人们种庄稼，就在我们村东边的教稼圣台上，人们可信哩。我们这儿现在后稷祠就是在村西小华山上，现在人们还常上去。时间在正月十五，“游百病”，男女老少都去，能保一年的平安，不生病，没有灾。主要是求签、许愿，另外还有上去求子的，是在姜嫄墓前烧香求呢。平常管理庙的有四五个人，主要选热心的一些老人来管理，都比较负责的。①
从他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民众对于后稷的尊崇已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护佑民众生活平安和满足人们子孙繁衍的美好愿望。同时蕴含着强烈的祈求风调雨顺和庄稼丰收的美好心愿。在陕西岐山蒲村、枣林一带民众将后稷称为“麦王”，清楚地表现出日常生活中后稷神话的叙事模式和叙事语言都有着民众特有的表述特征，以身边之事、眼前之物予以命名，能保护麦禾的丰收即为民众崇信，这也已成为中国民俗信仰的普遍性特征。与陕西隔河相望的晋南河东地区，自古亦为农业发达之地，后稷神话在民间的传承同样有着相似的叙事传统。光绪《山西通志》记载稷王山下“附近六村群众，每年四月初一祭祀姜嫄”。《万荣文史资料》第三辑《稷王山览胜》中记录了稷王山周围的人们甘冒跋山之苦，不畏路途遥远，每年都要前往稷王庙祭祀，这种活动统称为“上庙”。今天，对稷王的祭祀在小地域范围内仍然传承不衰，新绛县阳王镇稷益庙内保存的1991年碑刻《二月二庙会记》记录了民众崇祀后稷及伯益的真实场景，全文如下：
二月二庙会由来已久，每年是日，周围二十余村群众均以各种娱乐形式聚在一起，竟相争奇，共享欢乐。除□□鼓、锣鼓、秧歌外，更有鼓车、抬阁、高跷、闻名遐迩，独步河东，鼓车有三五十辆之多，良骥拉乘，神鞭驾驭，少则四匹，多则二十一，车前车尾各载一只整张牛皮制成的大鼓，一人、二人按其套路擂动，间有铜钹相击，声震霄汉，奔驰如飞。抬阁有四五十架，构思奇巧、神工莫测。其人物造形或隐或显、或虚或实，如凌空欲飞的仙子，踩高跷不下数百人，或高或低、或文或武，更有甚者，其跷粗如椽许，高丈许，近处观看需□仰□观日之状，另有四人踩五条，五人踩六条或六人踩七条跷者，一字排列，跚跚而过。改革开放以来，国运日昌，民渐富庶，盛世之中，礼乐更兴，鼓车的装饰更为艳丽多彩，抬阁亦静中有动。加之夜晚又有戏剧焰火，壮色星落如雨，火树银花，凤箫声动，歌喉声啭。置身其中，不辨天上人间也。演出逾千人，观看群众亦在六七万人之多，从辰时起，到戌时止，阳王大地成了一个沸腾了的人的海洋。□演出场面既粗犷豪放，又质朴细腻，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这方人民的喜、怒、哀、乐，是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阳王区域文化的象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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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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