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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台湾的本土研究之后，我回头省视自己的博士论文，觉得有些课题必须深化讨论。我主要的关怀还是在于厉鬼信仰，因此，便针对“女性人鬼”及蒋子文信仰进行专题研究。其次，为了充分比较各地巫者交通鬼神方式的异同，并强调乐舞在早期中国巫觋仪式中的重要性，我特别以《论衡》所载的“巫叩元弦下死人魂”为切入点，展开较为精细的讨论。再者，由于巫者在许多人类社会中都扮演医疗者的角色，因此，我特别针对六朝时期的巫觋与医疗进行专题研究，并将博士论文中未处理的北朝案例纳入讨论。此外，在我博士论文口试答辩时，余先生曾问我：如何区别巫者和道士？当时我的回答过于简略，论文中也没有完整的讨论，因此，我便借由参加余先生荣退纪念研讨会的机会，在2001年返回普大，宣读《试论六朝时期的道巫之别》一文，算是回答老师当年的质问。
事实上，在这七年之间，我的研究重心并不是巫觋，而是道教史和医疗文化史这两大领域，而且仍然以中国为主要的研究范畴。不过，1997年1月的一趟意外之旅，倒是打破了我原先固守的畛域。那时，我和史语所的同事宋光宇（1949—）以及民族所的张珣一起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进行为期一周的“华人宗教调查”，考察了当地华人的新兴宗教、佛教、民间信仰，同时也访查了童乩的活动。那是我首度接触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宗教研究，让我对海外华人的世界产生莫大的兴趣。更巧的是，1997年1月23日刚好是印度教的大宝森节（Thaipusan Festival），我们便临时变更行程，加入当地信徒和观光客的行列，搭火车到黑风洞（Batu Caves）的“寺庙洞”（Gua Kuil）朝圣。在途中，我首度看到印度教徒的祈福、赎罪仪式，他们或是戴上“枷锁”（kavadi），或是以长针穿透面颊或舌头，或是以钉钩钉在背部以绳索拖曳“枷锁”。他们有的成群结队，随鼓乐而舞动，神情恍惚，似乎已进入“迷离”（trance）的状态，颇似台湾进香队伍中的童乩，只是很少“流血”。这也让我兴起针对宗教体验和朝圣仪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念头。遗憾的是，这次海外之行所引发的研究兴趣，至今都还没有实践。
六、冒险（2001—2015年）
2001年，在年满四十一岁前，我升等为研究员，同时获得一张聘期到六十五岁的聘书。这意味着我从此可以海阔天空、自由自在地进行任何课题的研究。我先是重整自己的知识领域和研究版图，以身体史研究统整了我过去的阅读世界和研究成果，找出过去较为硬、实的板块，进行了一些修饰和补强的工作，并将若干论文集结成《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一书。其后，我决定走一条过去不敢走的路，也就是贯穿古今的通史式的专题研究，同时择定了四个课题：一、精魅（妖怪）文化；二、祝由医学；三、槟榔文化；四、巫觋研究。我希望自己在退休之前能走完全程，看看若干“昔日之芳草”如何变成“今日之萧艾”。
这四个课题的研究都正在开展之中，而我用力最多、耕耘最久、关怀最深的还是巫觋研究。我先是着眼于台湾的童乩，采取历史人类学和人群学的研究取径，除了使用传统文献及各种文字资料之外，还展开一项名为“台湾童乩基本资料”的调查工作，完成大约六百个童乩的初步访谈工作，并长时间在庙会场合进行田野考察，针对“进香”活动和童乩的仪式进行影像拍摄，大约记录了四百位童乩的仪式展演，鲜活地描绘了台湾童乩的面貌。
其次，我转而回归中国的巫觋研究，企图补足过去遗落的环节。我补述了从先秦到两汉巫者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巫者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宋代巫觋信仰的特色。遗憾的是，我仍然未能处理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和明清时期的巫觋。不过，透过“巫医”传统的考察，我仍然完成了一项贯通性的研究。而在处理“巫医”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在中国古代与中古时期的医疗世界中，卜者与巫、医密不可分，因此，又以专文探讨这个课题，并以此祝庆余先生八十大寿。
在这期间，我也大胆地到“域外”探险。2001年2月，我首度踏上朝鲜半岛，到大田地区进行韩国“巫堂”（巫者）的田野调查和访谈，也相当完整地拍摄、记录了一套丧礼中的“降灵”（牵亡）与“功德”仪式。其后，我分别在2010年7月和2011年3月两度到香港考察传统的庙宇和宗教活动。我希望借此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巫觋信仰。可惜的是，停留的时间都太短暂。而另外一种“域外”探险则是踏入“数位人文学”（Digital Humanity）的领域，希望未来能结合数位科技与人文研究，创造新的研究典范。
七、未央（2015—）
回顾这段进出巫觋世界的历程，突然惊觉青春消逝之迅捷与无情，匆匆之间，竟然已过三十载，我在史语所工作的日子也已占人生的一半。我来自穷乡僻壤，出身寒微之家，所幸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良师益友牵成，才能厕身士林，在学术的王国中开垦自己的乐园。遗憾的是，过去十余年，我未能秉持道家“用志不分”、“守一”之训，不自量力，既想尽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故投身一些公共事务，消磨不少精力；又想驰骋于不同的学术疆域，故兵分多路，同时作战，以致无法在任何单一的领域中出类拔萃。
如今年华已由盛壮步入衰老，心中的惶恐也日益增加。而2014年接获余先生出版的新书《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读后更是让我惆怅、感伤。余先生从思想史的角度，诠释中国从巫觋传统转向礼乐传统的文化意涵，清晰地剖示了古代巫者政治、社会地位滑落的文化脉络。这是我始终不敢，也无法碰触的面向。但我终究必须面对，必须处理在各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或突破时期，巫觋信仰如何调适与变迁。读罢，真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慨！因此，我便开始整理旧作，打算以此为基础，继续下一个阶段的探索之旅。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获了李怀宇先生的稿约，便决定将最近十年左右的巫觋研究成果，先行结集出版，其余则俟来日。这样的因缘，也算巧妙。
总之，这本书能够出版，必须感谢李怀宇先生的邀约与安排、苏婉婷小姐的排版与校订，以及史语所同仁长期的鞭策与砥砺。而在我知识的探索之旅中，始终扮演导师角色的杜先生与余先生，更让我永远感怀，他们一逾七十，一过八十，却仍然著述不辍，热情一如往年，也让我不敢怠惰。当然，我还必须感谢内人倪晓容数十年的相知、相惜，从美国普林斯顿的“取经”，到法国巴黎的游学、马来西亚的考察、日本京都的交流与香港的城市访查，她始终是我身边最亲密的伴侣与照护者。最后，谨将此书献给先父林德源（1925—2006年）、先母林吴晚（1929—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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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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