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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身上特有的一种“边地”色彩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具有着别致的韵味，不但在文化书写方面提供了与中原不一样的民族风俗、风情，而且“边地”的雪域高原、崇山峻岭以及神秘巫医等也都展现出能与主流拉开距离的独特的审美风韵。同时，在这种异域眼光的打量中，更能对古老的中华大地做出深刻剖析。因此，在当下的出版浪潮中，这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2015年收录了55个民族作家作品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整体出版，一系列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的召开以及相关文学奖项的推介，特别是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定，这些都为2016年度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可谓在积淀中有延展，既沉静又突出。一方面，在各级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发展工程的扶持下，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丛书陆续出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作家群像；另一方面，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面对时代浮华，坚守着文学信仰，以对现实的多方面开掘书写着立体的时代光影。
一、群体的崛起
本年度围绕着少数民族文学这一主题推出了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丛书，就笔者目力所及，有鲁迅文学院组织推出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一、二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康巴作家群书系”（第四辑）、北京出版集团集中推出的“金骏马民族儿童文学精品”丛书等，另外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期刊也推出了对一段时期内的作品进行集中展示的作品选粹，如《大理文化》杂志社推出的分为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四卷的《大理文化：2012—2016作品选粹》。另外，一些知名出版社的品牌丛书如花城出版社的“锐小说”系列和“现代性五面孔”丛书也收有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
“丛书”的出版，是对某一地域或某一时段文学创作的总结和展示，为以后的发展提供参考的同时也为一大批作家们提供了集中亮相的机会。“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一、二辑一共收入30位不同民族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批评等多种体裁，可以说是对当下民族文学发展的多样化景观的呈现；“康巴作家群书系”在此之前已经出版了3辑，本年度的第四辑中包括了12部作品，加上前三辑的22本作品，可谓是对康巴作家的全面整理。这一书系的持续推出，不但打造了“康巴作家群”这一文学品牌，而且对于这一地域性作家群体的逐渐成熟有着引领作用；而“金骏马民族儿童文学精品”丛书则是着眼于看似冷门实则却是当下极具活力的儿童文学这一类别，由55个少数民族的年轻作家来主笔讲述各具民族特色的故事，可谓是一次关于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生活的全景式书写。一方面，这些故事在展现多姿多彩的民族风韵的同时也更注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观照；另一方面，执笔的大都为当下文坛的年轻作家或中坚力量，这一鲜活的创作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架连接着儿童世界与民族传统的重要桥梁，这一丛书的意义不言而喻。
当然，在这些群像之外，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些对某一族别文学创作的集中整理，如维吾尔青年先锋诗人诗选《燃烧的麦穗》，收入了33位60后到90后的四代维吾尔先锋诗人的代表作，是对当代维吾尔先锋诗歌的集中展示；另外由楚雄师范学院编辑的《彝诗鉴》第一辑（2014年卷）以及收入“中国新纪元汉语诗歌”丛书的《中国当代100名彝族女诗人诗选》都着力于对活跃在当代的彝族诗人进行关注、追踪，这也可谓是一次对文学现场的呈现。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的民间文学力量在静默地坚守着，以独立出版的方式来表达着自己的文学理念与信仰。笔者所关注到的本年度独立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大致集中在大小凉山彝族作家群，如鲁子元布主编的《中国彝族诗歌风云榜》（2016年卷）、80后彝族诗人阿索拉毅的长诗《星图》及其主持的“彝诗馆”系列丛书之一种：马海阿晶嫫（彝族）的诗集《时光的玫瑰》这几种，这些作品的出版更多地独立于市场之外，与正式出版物相比有着更多的自由度，同时也有别样的文学活力，对这些独立出版的关注，可以说也是我们进入文学现场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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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的多向度关注
文学可谓是时代的脉搏，始终在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表达敏感地回应着时代之下的各种情绪。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作家们很多时候都是以一种扎根现实，甚至是在现实中冲撞的姿态来书写自己身处的时代。不论是曾经的新写实主义，又或是“现实主义冲击波”，再到21世纪以来对于底层书写的关注，都可以看到作家们的这种坚持。在常人看来，少数民族作家由于身份的异质性，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巫蛊、宗教等奇幻诡异相关联，可当我们真正走近这一场域，才能够发现他们写下的不仅仅是极具异域色彩的边地风景，凝聚于其中的更是独到的现实关怀。
有论者在考察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创作时指出，“这些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标志性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少数民族文学视界的打开为特色的。而少数民族题材中短篇小说也是前所未有地涌现。21世纪中国小说出现的两大创作与研究的热点，一是‘农民工进城’的故事，指向现代性的状况与后果；二是对边地生态与少数民族生活的审美观照，都指向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建构。”[1]的确如此，这一创作热点或者说主题深嵌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变形。“农民工进城”的叙事实际上隐喻着作为一种独特的乡土存在的“边地”在现代性进程中与现代文明交会乃至是交锋时呈现出的多重运命；而另一热点——“边地风景”的审美观照则在以生态视角重新发现这一片风景的同时又指向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探寻，这其中体现的则是一种纵向的幽深。
阿来（藏族）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重新拾起了写作中篇小说的笔，为我们写出了“山珍三部”，用他自己温情的目光来打量着当下的浮躁。从“虫草”到“蘑菇”，再到“岷江柏”，阿来选取了极具边地色彩的三种“山珍”来作为小说的主题，萦绕着这些山珍展开的一面是对自然生命多姿多彩的镌刻，一面则又是在这些色彩背后潜藏着的阴影。《三只虫草》中，桑吉原本计划用来为奶奶买药、为姐姐买T恤以及为多布杰和娜姆两位老师送礼物的三只虫草最后并没有能够如愿，反倒最终要么落入了官员的腹中，要么再次辗转流落到了市场之上；而在《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中，不管是阿妈斯炯悉心守护的蘑菇圈，又或是王泽周默默追索的岷江柏，最终都成为他人的财富来源，或消失或死亡……这些象征着自然界生命圈的“山珍”最终在人的过度求索中都将成为不可追回的过去，可以说那些潜藏在自然界色彩背后的阴影正是来自无穷尽的人心欲望，这些贪婪与罪过正在以它惨烈的方式蚕食着自然与人心。如果说阿来的笔触到这里就停下的话，那么这几部小说或许只不过又是一次生态主义的复刻，但阿来显然还有更幽深的挖掘，正如他所言，“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既看到多彩背后的阴影，又继续触摸到这阴影之下的温暖，阿来并没有用廉价的温情来做无力的抚慰，反而是带着厚重的悲悯看到了黑暗处幽微却深邃的那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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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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