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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常生活的身体
人文研究对“身体”的关注由来已久，尤其在历史、哲学、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对身体的关注也已有不短的时间。这里不做有关“身体”研究的梳理，只强调一点，进入社会科学研究视野之下的“身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儿“身心二元论”之下被动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客观有机体，而是“关心的身体(mindful body)”、“会思考、有感情的身体”以及“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由此，身体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具有同样构造的个体。事实上，“身体”也从未以一个单一的形式存在过，如Haraway所说，各个身体的边界及其各种特征“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比如脏的概念，取决于如何界定、在什么范围界定：通常本地人觉得外地人脏，县城人觉得农村人脏。人们同时也通过“脏”这个概念性流动地界定自己的身体。比如，“原本认为比商丘人干净的”郑州人的身体，到了上海却“变脏了”。可见身体是异质多样、变动不居的，这也是对身心二元的权力关系的颠覆，身体成为具体的实践活动的重点。
在对身体做动态理解而非医学解剖学意义上的静止人体的前提下，身体成为“过日子”的身体。冯珠娣进一步阐明：“身体不仅有结构，更有时间性;不仅是一个客观的物体，更是(生命)过程的一个时刻(因为它总是在发展变化中)，而那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社会的和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身体一直处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之中，是生命过程在各个特定时刻所展现的点，生命过程又处于社会和历史的过程中。既然“身体”涵盖了生活在这世界上的各种具体、实在的经验，不妨通过“体现”来把握过日子的身体。比如人们吃饭、穿衣、居住、谈话、劳作、回忆过去、筹划将来等，都有其特定的形式，此即“体现”。日常生活的身体视角，促使研究者把观察日常生活的视点放在具体而微的身体动作以及习性中，可以通过对身体举手投足的各种动作以及日常实践的关注，深入到日常生活。
仍以笔者对尚村日常卫生实践的观察为例：“刚到阿姨家住的时候，她时不时会担心我是否觉得她家里‘脏’(本地土话说‘埋汲’)。头一个月我最常听到的话就是‘我们农村不比你们城市’。有一天吃早饭，她又以这句话开了头，然后这样跟我解释道：农村到处都埋汲(脏)。你看我成天下地，地里哪儿都是土。还有这院里的花生，都堆在院子里，摘的时候都是灰。这两天上地，一天换三次裤子。(我接口说，但那泥也好洗。)那是，没有细灰。”阿姨这番话表明，人们对清洁的程度有着自己的常识性理解。而所谓常识性理解，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各人看法不同。各种日常劳作，譬如撒化肥，烧干柴、树叶或烧煤做饭，从井里打水洗碗，在院子里摘花生，养鸡等，这些生活的细节都对日常卫生有着非常现实的要求与限制。阿姨说她一天换了三次裤子，这最好地说明了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条件下，要想达到个人卫生需要投入多大的劳动力。
在田野经验中随处可见的是，村民在切身的日常环境中巧妙的日常卫生实践，与笔者在农村生活中的笨拙形成鲜明的对比：“住在阿姨家里，其实我的第一感受不是‘脏’，而是不方便。如果我是阿姨，很难说我肯不肯一天换三次裤子，明知道从井里打水出来洗衣服的麻烦。住进来的第一天晚上，我甚至都没有刷牙。因为大晚上站在院子里实在太冷，加上还要用手抓住那冰冷的铁把手把水从井里压上来，更不用说我笨手笨脚地一时还没学会如何单手操作打上来井水。困难太多。”
这里笔者的身体的在场，或者说切身体验，不仅令隐而不见的日常生活实践凸显出来，笔者和阿姨身体实践的差异也表明，身体是社会关系、文化政治，以及利益与欲望的各种历史形式相互交织的一个活生生的场所。套用波伏娃的名言，农民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而且成为“农民”的方式多种多样(户籍、劳作方式、生活方式)。而村民的身体与市民的身体，其间的界限是在话语实践中形成的，城里人与乡下人在价值判断的话语(如文明、卫生、素质)中定位自己与对方的身体。切身的生活体验使研究者的视线放到具体而微的身体实践以及活生生的身体经验上，而这样的身体绝不可能是单一的个体，这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以及地理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具有集体性、社会性的身体。正是“习性”将身体与社会性关联起来。
“活”：日常生活的习性
习性的提出来自莫斯，由布迪厄结合了胡塞尔和梅洛庞帝的现象学后正式将其作为一个概念阐发出来，用于描述性别、阶级、年龄等社会范畴规范性在身体、感知、行为上的体现。冯珠娣在《饕餮之欲》中对“习性”的解读，将其直接与日常生活研究关联在一起。根据她的论述，习性是“以常规行为为特征的‘持久、可转换的气质集合’，可为世俗生活提供反复出现、可预料的形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同意日常生活是“无意识”、“隐而不显”，或者属于德塞托所比喻的“内在语言”，如那些自说自话的唠叨、脑海中浮现的记忆、对周边生活不假思索的回应等，那么习性可以为我们提供窥见这些“内在语言”的机会。进而言之，相对于具有总体性、结构性、事件性的大叙事而言，可以通过对习性的把握而重新认识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重复。譬如，洗洗涮涮打扫卫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习以为常到不为人知的地步。而一个小小的脸盆架，在尚村几乎每所房子里都可以见到，这是一个平常到可以被忽视的物件，同时也是一个安静而有力的证明，证明村民们对“干净”的关注，对卫生的态度。更为重要的，它提供了村民的日常卫生、人际交往、个人身体以及社会身体的实践场域。
比如，脸盆架在尚村还是招待客人的必要物品。家里一旦有客人上门，主人将客人迎到堂屋坐下后，总是会准备一盆热水，备上毛巾和香皂，让客人洗洗脸、擦擦手。洗完之后，主人才会端茶敬烟，请吃瓜子，等着开席上桌吃饭。进门的那盆洗脸水俨然已经成为待客必备的仪式，而这仪式的首要含义正是“卫生”。脸盆架在平常的活动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阿姨家就有两个脸盆架，一个在堂屋里面，一个在厨房外面的走廊上。厨房外面的那只脸盆架上面还挂了一面镜子，旁边的墙面上钉了钉子，挂着毛巾。厨房的窗台下面常年摆着两只大号暖水瓶，随时提供开水。每次从外面回来，阿姨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脸盆架前面倒水、洗手。洗完还会用手把水洒在院子里，顺便压压灰尘。这里也是她们洗头的地方。“我曾经尝试学着她们洗头，但很快就放弃了：天气寒冷，穿着厚厚的衣服站在室外，挽着袖子的胳膊被迫高举着，费劲地把头低到脸盆架的高度去打湿、揉搓头发，顶着湿漉漉的脑袋来回奔波于井台与脸盆架之间……我这个城里人成为尚村最不爱洗头的那个。”
脸盆架显然是村民日常生活的要素之一，像洗脸洗头这样反复出现、可预料的日常生活形式，一定是经过了集体性的身体实践历史才“习惯成自然”的。可以说，习性不可能只关乎结构而无涉历史，也即冯珠娣所言，习性“通常产生于集体性社会实践，不可能最终缩减为纯粹的个人专属”。直到今天，脸盆架依然是娘家送来陪嫁的结婚家具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从脸盆架起始，我们可以继续追踪的是其使用的历史，尤其是集体主义时期的公共卫生运动对村民日常卫生实践的形塑。通过对习性的追问，原本卷曲、褶皱在一起的日常生活就此在空间、时间维度上舒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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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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