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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忧郁”何以变成了“怀念”。
列维-斯特劳斯在离开田野点半个多世纪之后，出版了关于这次考察的大开本的影像民族志图册《怀念巴西》。功成名就的大师通过翻看老照片唤起怀旧的记忆，同时成为他清理过去的一种方式。这种略带伤感的情绪和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是列维—斯特劳斯延续已久的写作风格。到晚年，往昔的影像再次唤起了他怀旧的记忆。由于时间的流逝和现代化的强力扫荡，所谓“原生态”早已不复存在，“往昔”一去不返，那种“太野了”的“原生态”于是更具魅力。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提及，对图像有着浓厚兴趣的列维-斯特劳斯曾经在讨论美洲印第安人和加拿大钦西安人艺术的时候，专门论述了“双重化现象”。即画像的一边画上一种动物，而在另一边画上另一种动物，互为镜像。[11]这种互为镜像的“双重化现象”，是否也包括我们前述列维-斯特劳斯期望在地球的另外一极看到与他原来身处世界的“对跖”镜像，以及自身在田野中面临的“双重化现象”呢?格尔兹因之指出：“人类学的两副面孔——世界中活动的方式和揭露经验事实之间合法关系的手段——与其说是彼此分离、避免相互对抗以及随之而来的内在压力(在民族学家中这种观点更加普遍)，还不如说是通过相互接近来推动彼此间的直接对抗。”[12]这段话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马林诺夫斯基的两种田野文本(调查报告和日记)。这是作为学者的参与观察者和作为普通人的参与观察者，以不同面孔或状态观看和体验“田野”时，必然会产生的不同感受、认知和文本。
列维-斯特劳斯在田野中，也会面对这种“双重镜像”。他书写的两种文本，其实都是观看者自己心理镜像的投影。透过感知镜像和书写镜像折射的双重幻视，产生学者与游客、自我和他者合一的双重幻觉。首先，观看者列维-斯特劳斯作为一个职业人类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讨厌旅行的普通游客，在面对生活现场时，经由自己“两副面孔”折射出五光十色的复杂镜像。其实，这反而正是我们生活我们世界的真实。因为我们无法只以一种单一的身份出现，无法真正“进入”他者的世界，更遑论“进入”他者的文化和内心。我们也无法具有什么纯粹自我或“本我”，因为自我总是置身于与他者共处的世界，称为“它我”(类似弗洛伊德和拉康的“Es”)更合适[13]。而且，无论是主体还是他者，都永远处于一种动态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历时状态和不同的观照关系中，呈现完全相同的镜像。从文字到影像，从“忧郁”到“怀念”，这同一田野点的两种文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状态，以及他在处理田野素材的不同方式。
二、互为镜像：局外人和局内人透镜中的世界
邓：我们随后将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更有意思。雅克教授还带来另一个有趣的文本。当年和列维—斯特劳斯一起工作的巴西助手卡斯特罗·法利亚，在列维—斯特劳斯《怀念巴西》面世几年后，出版了开本和内容几乎“同样”的一部影像民族志作品《另外的观看》，关于巴西北部的探险笔记。表面上看，这两本书是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巴西助手卡斯特罗·法利亚在同一个地方考察的回忆录和影像集。但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就会发现，正如书名之“另外的观看”一样，它们其实不是同质化的相似作品，而是呈现了很不一样的学术意趣。这种“不一样”，显示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同身份的观看者，面对同一个场景时，他们的观看是不是一样的?影像的“真实”是什么?什么是真实的“原生态”?谁见的真实?谁界定的原生态?
这个比较，有助于我们从视觉人类学角度，来理解民族志影像，是如何生成或建构的。
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38年在巴西东北部做田野考察时(图11)，陪伴他的是来自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的一位年轻助理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Luiz De Castro Faria，图12)，他或多或少是被巴西政府强制派来的。一路上两个人为记录工作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有时候拍的是同样的主题。
图11.列维-斯特劳斯，巴西，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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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卡斯特罗·法利亚，巴西，1938
(以上照片应为他俩互拍。取自Lévi-Strauss Claude, Saudades do Brasil：a Photographic Memoiri.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4. and De Luiz, Castro Faria.Another look:A Diary of the Serra Do Norte Expedition.Translated by David Rodgers.Editor Ouro Azul,Rio de Janeiro, Brazil. 2001.)
在列维—斯特劳斯出版《怀念巴西》7年后，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年迈的卡斯特罗·法利亚，从自己拍摄的800张照片里选取了256张，加上一些笔记、行政文件和田野速写，于2001年在巴西出版了一部类似尺寸、同样精致、包含同样页数的图片集，名为《另外的观看》。[14]这里面包含了这段两人共同分享的经历，以纪念陪伴列维—斯特劳斯的那次考察。
对照这些往往是关于一个相同事件的照片，我们发现，两人在眼光、图片的选择或者放置的页数方面，其实显露了许多的不同点。这鼓励人们去进行一种有趣的思考，关于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学中，影像的地位和结构。至少它们能够显露出接近60年之后，两位作者回顾过去的照片时所持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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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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