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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强调原文的类推, 使人想起利科对象征和隐喻的人类学理解做出瞩目的贡献。他用一种象征和隐喻的口气告诫我们, 不要重蹈一度流行的形式主义认知人类学, 这种学说企图了解人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分类, 并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建构现象世界。进而言之, 利科强调的构成潜力不仅是象征, 而且是隐喻。他的着眼点始终对人类学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在本土信仰的合理性这一物化多年的相关争论出现以来。这些争论集中表现为英美理性交锋, 它起于前引伊文斯―普里查德关于赞德(Zande)巫术的名著。绝大多数人类学工作者都很清楚, 那些在本土居民中间从事田野研究的人类学家就更不用说了, 专注报道人的话语必将使我们把呼之欲出的、若隐若现的、拟人的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概念化。如果认识到运用隐喻的不仅是赞德巫术和神谕观念, 理论物理学亦如此, 那么, 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加以逻辑二分的所有低劣的潜意识便失灵了。 约翰尼斯· 费边将这种失灵称为 “同时代的否认” 。为荣誉而战的福茨和利奇也投身于理性交锋。他们信手拈来努尔人 “孪生子是鸟”的论断作例子, 呼吁人类学家对当地人运用隐喻和象征不要望文生义, 应该将其看成修辞或诗意文体。二人试图保护本土信仰的合理性, 免受经验主义的诘难——对不可验证的观点不予支持。他们以诗文的风格结束了争辩, 实际上否认了说话或话语所构成的含意。
利科认为, 语言质朴固然重要, 隐喻和象征更加重要,因为修饰性的话语是建构出来的。他在《解释理论:话语和意义的增附》一书中阐发, 虽然隐喻通过衍生多重意义模糊了原意, 但隐喻属于 “逻各斯 ”(理念)是没有问题的, 而象征则栖身于“逻各斯 ”和 “生长素”(bios)的边界。说到逻各斯, 利科谈及了原因, 提出隐喻一般是从习俗和经验中借用来的, 不能还原为明白无误的指示或简单的重复。有些隐喻代代沿袭, 变成 “僵死的隐喻”, 既不能唤起, 也不能引发多重意义。在利科看来, 隐喻不能用语言的指示理论来解释, 并当作建立在单词与所指对象联结之上的东西;隐喻是句子主语和谓语之间固有的辩证张力的一种内在创造, 故隐喻在字面和比喻的意义之间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张力。 根据利科的观点, 通过解释的冲突, 内在的张力解决了自身矛盾。句子的隐喻或者有张力的隐喻能够产生历久弥新的意义, 并且一如前述, 世界的构成离不开隐喻。世界的构成是复杂的, 源于有张力隐喻的冲突解释也不能简单地通过词语替换过程加以解决。
利科关于张力隐喻的理论为我们理解象征提供了局部模型, 也就是方才指出的, 象征栖息于 “逻各斯”和 “生长素”的边界⑦。象征带着对逻各斯的尊重, 遵循相同的结构去联结张力隐喻。利科进而认为, 象征也属于“生长素”, 且与生命力毫无二致, 它通过生长素的形式 , 成为借用语言或话语表达的力量或动力。依愚之见, 利科的象征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极为相似, 利科写了一本炙手可热的书论述弗洛伊德, 挑战把性欲简单等同于能量体系的传统解释, 对此我不感到奇怪。绝大多数作者撇开了弗洛伊德文集中很大程度上被判定为与现代心理学无关的论述⑧, 在医学框里大谈性欲, 认为性欲是通过一系列“精神发泄”和“精神压抑”而起作用的一种未分化的能量系统。利科争辩说, 非也! 性欲是个象征系统, 例如 , 当它通过做梦表现时, 我们就可用心理分析或解释学去解释, 各种符号其实也是这样。根据利科的观点, 象征符号从生长素那里获得动力, 继而在人类经验领域自我显现,并服从于解释学的解释。因此, 对利科而言, 象征并不完全是约定俗成的, 它们有力量去同化组成说话群体或解释团体的交谈者。此与解释学主张“不是我们讲语言, 而是语言讲我们”的观点一致。
笔者无意杜撰一份令人误解的名单, 说明利科潜在地影响了一批人类学家, 但我的确相信利科为影响广泛的解释理论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人类学无疑已经超越充满竞争范例、相对短暂的历史。 利科的主要学术关注点与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文化与人格学派 、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相去甚远, 而接近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的某些版本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利科确实像格尔茨一样提供了一种选择, 那就是他专注说话群体和有意义的社会事件, 把听众当成合作主体, 从中强调意义构建第一、冲突解释潜力, 据此向人类学中的实证主义发起声势浩大的示威。
利科将解释的取景作为 “怀疑的解释学”, 确立了他与福柯、布尔迪厄和德里达以及大部分批评理论传统的知识联盟。他却闭口不谈自己给予这些大名鼎鼎的法国同事巨大的激励。犹如 19世纪晚期至 20世纪早期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断言 , 怀疑的解释学声称社会生活是不明晰或不透明的, 故对人性的批判理解需要反思过程和深度语义学。虽然为数众多的理论观点建立在承认社会生活不明晰的基础上, 但是, 仍有一些人支持人类主体, 一些人对此则加以否定, 或者挑战这类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假设, 事实上, 社会生活是一种需要批判地探索的条件, 而非利科和其知识盟友的断定, 是一种虚构的、甚至是生命呈现的守法状态, 也不是为了使用人文科学实现政治统治的工具目标的基本选择与调和。
说到底, 保罗· 利科毕生的工作能够给一门学科贡献什么? 就说当前看来到处弥漫着全球化与解构界限文化硝烟的人类学吧。利科对这门学科的贡献, 似乎是基于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 专注本土化的描绘及阐述, 并不特别偏重于全球关系。并且一如我所坚持的, 利科假定了对话者的平等, 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平等构成了说话群体及其关系。利科强调解释冲突, 主要基于社会生活的非透明性和解释过程的不完善性, 而不是根据人类行动者被设定的差异。要认识人口运动及其潜在的分层和次身份, 理解文化界限、文化边界的流动性, 而不是津津乐道于短暂的认同, 重要的是掌握主体被设定的概念。 法国传统知识分子在阐明话语的流动性和暂时性的时候, 已经给人类主体带来困惑。这样说, 毫无疑问是批判性的评论, 可能会被指责成对法国知识传统的离经叛道, 福柯就是例子。指出这一点, 是因为本人深信在人类主体互相交往构成的行动场域, 历史进程和权力交织在一起, 这么做也与此时我回想起传统文学的发明有关。阶级地位、性别、族群划分、年龄、政治与国家的关系或认同, 诸如此类的问题存在于主体间正在形成的无忌讳的谈话中, 也存在于研究者与社会调查合作主体的关系中, 不管其文本形式是行动、档案,还是谈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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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46卷6期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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