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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指出, 利科基于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 把语言形式运用于文本的评论分析, 把文本的隐喻伸展到社会行动, 热衷探测文本的内在结构, 为理解象征提供了新的模型。利科专注本土化的描述及阐释, 在社会生活的非透明性和解释过程的不完善性的基础上强调解释冲突。他给予包括格尔茨在内的大批人类学家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保罗· 利科; 解释学;文本;隐喻;象征
米歇尔· 福柯1984年去世。皮埃尔· 布尔迪厄2002年去世。雅克· 德里达2004年逝世。现在, 生于1913年的保罗· 利科, 也于2005年3月 20日离开了。他们的相继辞世, 标志着在对人类学等诸多理论学科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消逝①。事实上很难单独用一门学科的术语对以上4位大师的著述和研究条分缕析, 指出他们骄人的功绩, 陈述其睿智和创新, 因为他们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领域都做出了世所公认(尽管偶有争议)的贡献。
虽然利科和其法国同行一样明确强调话语, 表面上挑战认知主体是认识论的既定条件这一长期在西方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 但由于他建立并在想像中扩展了将意义和解释看作本原的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 因此, 利科的著作明显地区别于福柯和布尔迪厄的后结构主义。也就是说, 利科的著作关注 “有生命力的体验”、“冲突性的解释”和“主体间的意义 ”, 并细致地阐述这些问题, 而且以社会互惠或交互作用的假设为前提来说明。结果他采用后结构主义的“圆形监狱”、“文化资本”和“解构”等概念,往往忽略权力和控制。当前, 利科对人类学的影响通过他那些广为流行的涉及象征主义、隐喻及阐释过程的丰富论著经久不衰。在此背景下, 笔者认为, 相对于后结构主义的那些同行, 利科对现象学与“地方意义及生活世界”的强调, 决定了他的研究重点, 而相对于当代人类学热衷于解构“界限文化”的虚幻和追寻有关超越国界及全球化的权力圈, 利科的研究并不处于中心。
依愚判断, 利科发表于1971年的名作《文本模型:把有意义的行为看作文本》与人类学关系极为密切② , 这篇短文很大程度与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提出的解释、深描和文化的主题相吻合。虽然格尔茨从大量前辈那里获得灵感, 尤其吸取了赖尔、韦伯和帕森斯的观点, 不过事实上他承认, 利科在文本和社会行为之间的类推使自己受益匪浅。格尔茨对人类学的影响从上世纪70年代始,延至80年代, 激起许多人类学工作者对解释理论发生兴趣, 推动他们阅读利科的原著。1973年, 保罗 · 拉宾诺出版了《摩洛哥田野工作的反思》, 同样关注现象学和解释学, 此书越发增强世人对利科的兴趣。
应该指出, 利科并不是首位将解释学引入人类学的哲学家或理论家。20世纪初期, 威廉 · 狄尔泰提议, 鉴于关于社会的人文科学、关于自然界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对象不同, 二者应该分别发展出适合各自对象的特殊方法。狄尔泰相信自然界受人所不能设定的规律所支配, 社会和人类文化产品则无一例外地受人类动机和意图支配。还有一点, 人文科学的认识对象同样是 “复合主体”, 人既是认识主体, 亦是认识对象, 况且人是以互相交换活动的方式而存在的。研究者如果主张有助于把握行动者的意图和动机的历史主义观点, 便会认识到狄尔泰发展人文科学的策略深化了前因后果的标准。伊文斯· 普里查德在同列维―布留尔争论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狄尔泰的观点, 他针对布氏主张土著具有一种“前逻辑的思维” 而提出, 阿赞德人的巫术信仰是合理的, 并且正如我们西方任何有关家政的信念一样切实可行。狄尔泰的解释学译作,通过伊文斯·普里查德和韦伯等其他学者, 继续发挥影响,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
无论如何, 利科连同德国哲学家、解释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挑战狄尔泰断言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界分属不同的认识逻辑和方法的不朽假设。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作为知识对象的自然是文化上建构的, 是话语的产品, 一如解释学家受海德格尔谓之“语言的存在” 所影响。二人对狄尔泰的争论之所以重要, 就在于破坏了自然科学的自律和标榜的客观, 反驳了人文科学积极探索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种种主张。还可以说, 利科关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皆是文化预示的洞见, 向科学和科学分析开启了历史理解和文化批评的大门。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启迪和昭示下, 艾米莉马丁批判地探索了女性身体的医学象征, 瑞勒· 赖普从文化角度解构羊水诊断, 保罗· 拉宾诺对基因组计划展开出色的分析, 也激励着本人挑战酒类科学主张酒的品质来自适宜的气候与土壤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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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46卷6期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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