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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传统春节红包运作的流动范围､流动方式和流动的性质与功能为参照框架,从媒介人类学的视角对微信春节红包在中国人家庭关系中的运作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微信春节红包的流动范围并不仅限于家庭内部,在流动方式上以“抢红包”为主要发放形式,其流动路径在结构上构成了不同于传统春节红包的“去顶金字塔”结构,并呈现出使家庭关系扁平化的趋势,其性质可以界定为一种具有仪式性的互动游戏｡因此,微信春节红包在中国人家庭关系中的运作可能对后者产生相应的影响,包括触动以纵轴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关系､消融家庭与社交的边界及解构家庭节庆的神圣空间等三个方面｡尽管微信春节红包和传统春节红包不能相互替代,但前者对技术的依赖大于后者,因而在未来可能会被更具共享性和和互动性的娱乐方式所替代｡
关键词 微信;春节;红包;中国人;家庭关系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红包作为一种新兴移动应用进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微信红包,因操作便利､互动性强赢得了巨大的用户黏性｡学界目前对微信红包的研究主要围绕商业价值(广告价值)①､人际传播(人际关系)②和相关法律与伦理问题③等几个主题展开,但其作为一种社会交换的新形态,势必会涉及中国人所处的独特文化背景,仅仅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显然无法挖掘出其丰富内涵｡特别是对于微信红包大行其道的传统民俗节日——春节而言,微信红包能否取代传统红包?它的出现对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回答的问题｡因此,笔者试图从媒介人类学的视角入手,通过与传统春节红包的比较,对微信春节红包在中国人家庭关系中的运作模式展开分析｡
一､作为参照框架的传统春节红包运作
欲对微信春节红包的运作及其对中国人家庭关系的影响进行微观层面的考察,则首先要确定考察的参照框架｡考虑到传统春节红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较为准确､完整地反映家庭关系的载体,故不妨从其入手来建立一个参照框架｡
(一)流动范围:家庭内部的礼物流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礼物流动出现在非亲属的社会关系之中,作为维护社会关系的一种交换形式｡这其中当然也有红包形式的馈赠｡但春节属于时历仪礼(岁时仪礼),其传统红包是局限于具有亲属关系的双方之间的一种礼物流动形式——甚至严格来说,“正宗”的春节红包只有一种,即家中长辈向幼辈发放压岁钱时所采用的用红纸包裹的礼物形式｡这表明其必然与中国人的家庭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属于中国人家庭内部的礼物流动｡家庭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历来学者多有指出,例如张东荪说过,“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而套着多层的无数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a hierarchical system of families)”④｡而林语堂的总结则更为全面:“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由此而生发出各种社会特点,这个家庭制度以及乡村制度——家庭制度的更高一级阶段——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社会中的所有问题｡……从家庭制度中生发出家庭观念,从家庭观念中生发出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⑤那么,作为家庭内部礼物流动形式的传统春节红包,一定在家庭关系(亲属关系)的背后担负着某种社会功能;而且这种功能,必然有利于中国人家庭制度和秩序的维护传承｡
(二)流动方式:“赏赐”与“金字塔”结构的礼物流动
《孝经》有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因此,孝道应该是中国家庭观念的核心｡而与之对应的,最能体现孝道的家庭成员间礼物流动则是所谓的“孝敬”｡严复翻译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著作《法意》在谈到孝敬时曾经说过:“彼惟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近于所生表其年德者,将皆为孝敬之所存｡”⑥故此“孝敬”时至今日都在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中广泛存在,更遑论其最原始的状态——家庭内部的“孝敬”｡例如,前几年曾红极一时的商业广告“孝敬爸妈脑白金”就是这一礼物流动形式在中国社会依然普遍存在的明证｡而传统春节红包最典型的流动方式是由家中长辈向幼辈发放,这是一种跨辈单向性的礼物流动｡如果说“孝敬”式的礼物流动指向是体现了家庭长幼关系的正序的话,那么传统春节红包恰恰属于与之相对的长辈向幼辈馈赠的礼物流动形式,带有“赏赐”的性质,因而具有与“孝敬”完全相反的指向性｡⑦
但实际上,这种单向的“赏赐”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按照春节民俗传统,家中长辈向幼辈发放红包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一个前提的,即幼辈必须在大年初一向长辈行拜年礼｡这种拜年礼在过去家族式大家庭的情况下,可能只是一套形式化的虚礼(如跪拜､致拜年辞等),不伴随任何物质流动;⑧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当代中国的城市还是农村,聚居的家族式大家庭已经几不可见,成年子女一般都会离开父母而以核心家庭的形式独立居住,如此一来,春节拜年就必须“上门”到长辈家(最为典型的是祖父母家､外祖父母家､父母家､岳父母家四种情况),所谓行拜年礼也就不可能再保持虚礼的形式,而是必须进行实物性的礼物馈赠了｡换言之,在春节要获得长辈馈赠的红包,幼辈必须首先上门送上“孝敬”｡这说明,所谓传统春节红包的单向性,内里还是礼物双向交换结构中的“半边天”,拥有“以慈促孝”的内涵和功能｡
不过,跨辈流动也仅仅只是传统春节红包的表面特征｡一般而言,当代家庭的拜年活动形式有两种:一是第二代成年子女携各自的第三代子女(包括成年与未成年)到第一代老年父母家中拜年,以第二代成年子女的核心家庭为单位向第一代老年父母呈上“孝敬”,后者收下孝敬之后,会以红包的形式将压岁钱发给第三代子女;二是第三代成年子女携各自配偶到父母或岳父母也即第二代成年子女家中拜年并呈上“孝敬”,后者收下孝敬之后再给前者发放红包｡这两种情况当然均属春节红包的跨辈流动｡然而,不能忽略的是,第二代成年子女之间,还会互相给对方的第三代未成年子女发放红包｡这一红包流动环节表面上看似乎也是跨辈的,但与前面一种红包流动不同,它并非是在直系亲属关系之间流动,而是在跨辈的同时也跨越了小家庭(核心家庭)｡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春节红包的跨核心家庭流动｡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看,显然后面这一种红包流动的“账”应当以第二代核心家庭为单位来计算｡而由于双方家庭属于同辈,为了不欠下对方的人情,双方家庭给予对方第三代幼年子女的红包就会在数量上大致持平｡如此可以发现,在传统春节红包的流动轨迹中,并不止存在一个跨辈(垂直)维度,而是同时存在同辈(水平)维度｡这意味着,在春节红包的整个流动体系中,将部分呈现通常礼物流动的互惠原则和不可让渡性(inalienable)｡⑨所以,从运作模式上来看,传统春节红包的流动其实包含了两个相互嵌套的运作环节:一是成年长辈(包括第一代老年父母和第二代成年子女)与第三代子女之间通过红包“以慈促孝”的环节;二是第二代成年子女核心家庭之间通过红包“礼尚往来”的环节｡这样的运作模式使得三代家庭成员在春节这一礼节域中得以通过红包流动形成多个“三角形”叠加的结构,从而强化了对整个大家庭也即核心血缘关系的整合｡
(三)流动的性质与功能:传统家庭关系(孝—慈关系)再生产的仪式
传统春节红包的流动作为一种只在民俗节庆期间发生的行动体系,其性质首先会让人联想到有可能是一种仪式｡正如彭兆荣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仪式研究被“视为人类学学术传统和知识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其也是“一个从内涵到外延都不易界定的巨大的话语包容”｡⑩但近年来吴乔以其田野个案为例,对仪式要素进行探讨后提出:所谓仪式性并不是按照当代人的“技术性/神秘性”､“世俗/神圣”､“非象征/象征”等一系列二元划分所界定出来的,而是依据两个标准来加以判断:一是是否具有深层文化意义;二是是否模式化｡这里所说的深层文化意义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所特有的也即具有排他性(exclusive)的意义｡⑪因此吴乔对仪式给出了一个相对精确的定义——仪式是蕴含有深层文化意义的模式化的人类活动”⑫这可以作为本文界定仪式的标准｡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礼物流动既有与仪式有关的,也有与仪式无关的｡在一些特殊的重要仪式上,礼物流动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婚礼､诞礼､寿礼､葬礼､贺礼(庆典)等生命仪礼｡⑬而此时的礼物流动不仅附着了仪式本身所具有的深层文化意义,同时自身也作为模式化的整个仪式的一部分而成为模式化的,从而具备了仪式性｡如前文所述,春节属于岁时仪礼,因此其间发生的红包馈赠,显然也属于具有仪式性的礼物流动:一则传统春节红包起源于“压岁钱”,已被赋予“压祟”这样一种极具中华文化特色的象征意义;二则其必须在幼辈向长辈致拜年礼之后发放,也属于模式化礼仪的一部分｡故就其本身而言,的确具备了仪式的基本要素,从而具有表达参与者情感和规范参与者行为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仪式有时(甚至在大多数时候)所谓的“情感表达”并非是指参与者个体对实然状态下真实情感的表达,而是在进行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强制规范性的应然状态的“情感表达”｡具体到传统春节红包的馈赠过程,其附着的就是幼辈对长辈的尊敬,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孝顺,还有长辈对幼辈的慈爱,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权威｡这里的尊敬､慈爱,乃至孝顺､权威,都未必是具体的某个幼辈或者长辈实际具有并希图表达的情感,而是社会规范对处于幼辈或长辈角色的人的行为准则要求｡在此基础上,传统的家庭关系得以不断地再生产并延续下去｡这说明,传统春节红包作为仪式性的礼物流动,具有突出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如果按照哈鲁米·贝夫(Harumi Befu)礼物交换的表达性功能/工具性功能二分法来划分,可以看到传统春节红包所具有的是不创造新社会关系的表达性功能,而正是通过这种表达性功能,使其得以实现对家庭关系的强化和对家庭结构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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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商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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