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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批评文本做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解读是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基本内容。精读细品批评文本并对其进行意义深挖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而在散点状寄生态分布的文本之间建立起符合历史理性的逻辑关系尤为重要。基于批评对象的实际情况，我们所确定的民间文学批评文本范围，可以相对集中地在民歌批评、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的批评、民间艺人的批评这三个主要的方面用功。首先，据文献史料的实际分布状况考察，民歌批评在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中数量庞大、内涵复杂，与雅文学批评的关系最为复杂，所以民歌批评应构成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主线之一。其次，堪与民歌批评媲美的另一条主线应该是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的批评。比如围绕《山海经》展开的神话批评，自秦汉至近代，从来就没有断绝过，由《山海经》的批评引发的神话真实观与虚妄观的对立更有必要做专题的梳理和研究。古人对那些著名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所做的批评，比如关于梁祝传说、白蛇传说、孟姜女传说、八仙传说等的批评，关于大量志怪故事和笑话的批评等，也十分值得做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再次，与文人文学的批评大异其趣的是，民间文学批评还必须关注除批评家之外的另一个群体，即那些民间艺术家，他们是民间文学的真正的“说话人”，是现场“表演者”，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民间艺术家的高超技艺与坎坷命运，曾得到不少文人学者的关注和评价，比如柳敬亭这位明清之际的著名说书艺术家，就曾有吴伟业、张岱、黄宗羲、阎尔梅、朱一是等多位著名文人学者为他立传或留下评说，这就是值得研究的现象。一部中国古代民间艺术家的批评史，就是一部民间艺术家的心灵史、命运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理论范畴
理论范畴的建构有助于为学科研究提供最根本的逻辑框架、组织构成，并突出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应将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结合起来，在“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中，来建构基本的理论范畴。
首先，要对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作历时性研究。即以中国民间文学批评的“流变史”的梳理为基础，勾勒出其发生、发展、演变的基本阶段，呈现出中国民间文学批评的历史演变逻辑。
历时性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观，将理论归纳建立在扎实的史料梳理的基础之上。要综合采用文学史哲学研究的部分成果，灵活地运用合适的“述史”模式，辩证地揭示民间文学思想和代表着官方意识形态的雅文学思想之间的对立转化关系。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本质上是研究古代民间文学思想与官方文学、雅文学、文人文学思想之间的演变关系。在中国文学思想的发生、发展进程中，民间文学思想与官方文学、雅文学、文人文学思想之间始终呈现为一种边缘与中心、民间与官方、俗化与雅化的冲突与互动，与之相应，文学批评的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通俗话语与雅驯话语之间也存在着“互制互渗”的复杂联系。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任务，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将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学批评及相关理论进行发掘、整理和呈现上，更重要的是要在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想的背景中，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对抗与互融的关系呈现出来，这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精神本体。
其次，要对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作共时性的研究，以增强其学理性。比如对其基本性质的确定，对其社会、文化、审美内涵做多维度的分析，并进一步揭示其功能与价值等。
将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视为一种包含了文学思想史的文化思想史，进行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彰显中国民间文学批评的“话语”性质。从学科的内部属性上来说，民间文学批评史是文学思想史的构成部分，但同时，由于民间文学本身不仅是一种文学，也是一种民俗文化，所以民间文学批评史也是文化思想史。对于文化思想史的透彻研究，有必要引入现代西方文化学的话语(discourse)理论，比如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解释学话语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及对话理论等。保罗•利科所谓的话语，是具有时间性的语言事件及其意义，对话语进行解释的目的在于建立话语与世界的关联。福柯的话语理论，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是要突出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他所谓“历史化的语言分析”，就是强调在人类文化研究与分析中，应深入到特定历史情境的话语当中，审视话语赖以生成的文化档案，考察话语产生与演变的过程，从而在不同话语的冲突、变化与凝聚中，窥探人类历史演进的真实。巴赫金的历史诗学，根据语言实践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变化来解释语言符号系统，其人文科学话语具有对话性的思想更是激发出当代中国文化学者跨学科、泛文本的多元研究趋势。总体而言，现代西方文化学的话语理论，将话语作为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突出了人类言语行为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密切关联。在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学批评中，诸如“不语怪、力、乱、神”、“采诗观风”、“礼失而求诸野”等命题引发的话语问题就十分突出，言说者是谁?怪、力、乱、神，代表了什么?采风者是谁?采风是为了什么?“礼”与“野”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答都可以运用文化哲学的“话语”理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方面展开分析，以揭示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话语的流变过程及其与官方话语的关系、所反映的文人心态等，并进一步追溯其深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
由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话语”性质出发，可以发现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研究应包括文学的研究、文化的研究、社会的研究三个层面，它们构成了民间文学批评研究的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民间文学批评的文学研究是运用文艺学、文学的研究方法，审美地考察民间文学批评，属于微观研究。作为生成了文人文学的母体，民间文学的文学属性是根深蒂固的，历史上发生在文学领域内的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互动关系，就是历代民间文学批评所关注的理论要点。比如《国风》作为一部民歌集是怎样成为文学经典并被历代诗家奉为圭臬的?汉乐府、竹枝歌、民间曲子词等这些由民众创造的口头文学为什么会影响文人的诗词创作?为什么“真诗乃在民间”这样的诗学命题会从复古、拟古的文学思潮中间脱颖而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又是怎样进入文人的叙事话语中的?这都是对民间文学批评做文学内部的研究。同时，民间文学批评既然又如“满天星斗”式的寄生于各种文体中，且民间文学本身还大量活态传承在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民歌批评研究又非得做文化的研究，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这是中观研究。由于民间文学的底层性、大众性、非主流性等原因，民间文学本身包含了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多种内涵，建立在这种批评对象上的民间文学批评，往往又可视为民俗文化批评、民族文化批评和地域文化批评等，由此引发的研究论题极具文化价值：比如作为民俗文化批评，民间文学批评不仅描述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民俗生活，也表达了批评者对于社会民俗文化的观点和态度;作为民族文化批评，民间文学批评常常与文化的夷夏之争发生勾连，与古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族群文化发生勾连;作为地域文化批评，民间文学批评要么在“四方之音”、“八方之风”的论域内大做文章，要么有助于呈现出历朝疆域内、外的文化地理图景。至于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批评，则属于宏观研究，它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往后“退”，“退”到一个足以鸟瞰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鸟瞰时代风云的变迁的广角度，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民间文学批评的那一股暗流，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或隐或显地发挥着它的社会作用的。
民间文学批评，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文人学士们的“闲笔余事”，但它又总是在官方文化面临困境时出现较多，这就意味着民间文学批评的功能与价值研究也很重要。在晚明时期，中央王朝政治黑暗、朝纲驰解、雅俗文化开始出现奇妙的“扭曲”状态，恰如钱锺书在《论俗气》一文中所提到过的“雅的这样俗”[8]，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文化“俗的这样雅”，晚明时期的民歌批评，就体现出这样的“雅”、“俗”意义互渗的特点，并且尤其体现为以俗犯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形呢?究其实质，文人学士还是有着“借民歌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9]的意图，即通过民间文学批评，发挥着对社会进行文化治疗的功能。对民间文学批评做这种功能性的研究，更有利于发掘它们的思想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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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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