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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王母的侍女始见于《汉武帝内传》，共计八位。其中许飞琼和董双成二人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抒情文体里西王母侍女的代称。结合传世文字文献与图像文献可知，许飞琼和董双成很可能是女娲神话系统、祭祀乐舞表演、道教元素共同与西王母神话系统拼贴而成。两者形象实际上与唐代妓女暗相吻合，故而成为艳情诗、游仙诗，特别是妓女自作诗中的指代性喻象，最终演变成为中国文学中指代下层美丽女性的重要表征符号。其后两者又与西王母构成了类似人间君臣的关系，成为此岸世界的等级秩序在彼岸世界的投射式呈现，是西王母神话祛魅之后的结果。
关键词: 神话;西王母;许飞琼;董双成;笙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里的一位重要神灵，经秦汉两代的盛行，形成了一个以西王母为核心的神话系统。这个神话统与许多中国民间信仰紧密相关，渗透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亦很早就移位于文学。正因为如此，西王母神话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伊始便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各种成果层出不穷。时至今日，该神话系统承载的人类学意义及其不断层累完善的过程已经得到了较为明晰的梳理，而其移位于文学的方面也获得了热烈的探讨。不过，西王母神话系统的本体研究主要关注主神本身，该系统中的附属人物处于相对被忽视的境地。而相关的文学研究者主要以叙事文体作为研究对象，更多关注故事情节的承继与演变，而忽视抒情文体中常见的符号化表征现象。由于主神承载的人类学意义丰富，也拥有着大量似乎各不相关的神话故事，因此其形象是多元而立体的，很难产生一对一的对应联想，也就不太可能被固定化为一个有特定指向的表征符号。而附属人物则与此不同，他们或者在不同故事中担任同样的角色，或者只在一个故事类型中出场。因此，他们的形象是单一的、扁平的。当神话脱离于祭祀的恐惧与神秘后，他们往往会成为文学修辞上的借代符号而活跃于抒情文学中，本文关注的侍女形象便是如此。
一、侍女的出现与抒情文体记忆
在先秦文字文献里，我们很难发现西王母身边有侍女的身影，而秦汉的图像文献上也罕有侍女的伴随。文字文献中首次大规模侍女出场是《汉武帝内传》中的这段话：
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龢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击昆庭之钟，又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簧，侍女阮灵华拊五灵之石，侍女范成君击洞庭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侍女安法婴歌玄灵之曲。
这里出现了八位有名有姓的侍女，各自操弄着不同的乐器。但这是侍女唯一的集体出场，我们在所有的西王母神话故事中基本找不到与她们有关的传说故事，似乎是叙事文体中可有可无的角色，但她们却是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体中的常客。不过略显奇怪的是，只有董双成和许飞琼在抒情文体中获得了生命，剩下的六位还是遭到了遗忘。
从现存文献来看，许飞琼在南朝萧齐一代就已经移位于抒情文学。《玉台新咏》卷六收录了齐梁诗人王僧孺的《在王晋安酒席数韵》一诗，诗云：“窈窕宋容华，但歌有清曲。转眄非无以，斜扇还相瞩。讵减许飞琼，多胜刘碧玉。何因送款款?伴饮杯中醁。”此诗内容为吟咏酒席上唱歌的侍女，王僧孺铺陈了三位女性以比拟吟咏对象，许飞琼赫然在列。宋容华、刘碧玉二位都是史传中出现过的著名美丽姬妾，因此诗中的许飞琼也仅仅是比拟喻象，人的性质远多于仙的性质，与西王母神话内核更无甚关联。显然，许飞琼在萧齐时代就已经成为了与美丽侍女对应的符号。此风一开，后代诗人纷纷效之。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有句：“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是以许飞琼代指舞者。温庭筠《觱篥歌》开篇云：“蜡烟如纛新蟾满，门外沙平草芽短。黑头丞相九天归，夜听飞琼吹朔管。”由诗题自注“李相妓人吹”五字可知，句中的飞琼只是代指吹觱篥的李丞相妓人。苏轼《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上阕亦云：“玉童西迓浮邱伯。洞天冷落秋萧瑟。不用许飞琼。瑶台空月明。”此词丢弃了与《汉武帝内传》相联系的乐器演奏因子，而只是以许飞琼代指妓女。类似手法是宋词之习见，可知许飞琼在宋代已经与歌舞脱离，可以被用作代指社会地位低下的美丽女子之符号。
董双成的文学移位较许飞琼略晚一些，现存南朝诗人的作品中并没有提到她，较早的诗歌用例见于盛唐诗人李颀的《王母歌》。李颀这首歌行实际上是将《汉武帝外传》里西王母与汉武帝宴饮观乐的情节改写成诗，其中“顾谓侍女董双成，酒阑可奏云和笙”一句即对应着西王母命令侍女奏乐的情节。李颀以董双成作为八侍女的代表，因此她尚未成为符号性表征，必须等到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下“转教小玉报双成”的句子时，她才从《汉武帝内传》情节中独立出来，成为侍女、歌女的代指。白氏笔下的董双成是想象中杨贵妃升仙后的侍女，故显然只是借用现成的西王母侍女之名姓，而与西王母神话系统无甚相关。白居易之后，董双成在诗歌中的符号化出场逐渐增多，如张祜《笙》诗云：“董双成一妙，历历韵风篁。清露鹤声远，碧云仙吹长。气侵银项湿，膏胤漆飘香。曲罢不知处，巫山空夕阳。”此诗因咏笙而联想到《汉武帝内传》里的吹笙侍女董双成，是诗家常用的修辞手段，并不关涉神话之内核。曹唐《小游仙诗》(其六十九)亦云：“笑擎云液紫瑶觥，共请云和碧玉笙。花下偶然吹一曲，人间因识董双成。”此处的董双成也只是技艺高超的吹笙侍女之喻体。《才调集》卷十所录无名氏《春》诗有云：“绣衣白马不归来，双成倚槛春心醉。”此处的董双成不再拥有提示性标志笙，而是完全成为了闺中怨女的代称，可见同样在唐宋之际，她也逐渐成为下层女性的代指符号。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符号化的许飞琼和董双成大量出现于宋人笔下，甚至有两者同时以符号化身份出场的现象。如武衍《书画扇》一诗云：“双成午夜约飞琼，齐驾红鸾看月明。缥缈碧云归去晓，洞天霜冷玉箫清。”尽管诗中充满了虚无缥缈的神仙气氛，但实质上就是传统的宫怨或闺怨主题，董许二人的出场只不过是游仙气氛的应景，她们还是众多孤独下层女性的化身，与班婕妤、王昭君之类的人间怨女形象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如上述可知，许飞琼和董双成移位于抒情文学伊始便朝着符号性表征发展，并迅速在文人心中定型，成为了相关成词，甚至作为词条被类书收录。但是《汉武帝外传》中有八位侍女，为何唯有许、董二人幸运地脱颖而出?而这八位奏乐侍女在西王母神话中又是怎样的角色?这一场燕乐场景是否有相关的神话来源或内涵?侍女形象又何以成为下层闺怨女性的符号?这或许是揭示出西王母的侍女被符号化定型现象之后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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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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