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地”着重于整体中不同部分，“分类”也在于对整体中不同类型加以区分。就整体和类型单位而言，国家是整体，“地”和“类”分别是国家整体之下的不同部分。换言之，国家是由不同的部分构成的。农村研究要通过调查和归纳方法，研究一个国家的“地”和“类”的特性，但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对象，而且也没有必要。中国有数十万个村庄，数亿农村人口，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进行调查，再归纳出“地”和“类”的属性。这就需要寻找合适的研究单位，而区域是重要的研究单位。

　　区域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一定地域总是由不同的区域所构成的。农村研究要了解的“地”和“类”，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区域空间内。在农村研究中，引进“区域”单位是非常必要的。

　　区域和地方都是国家整体中的部分。但区域研究不能等同于地方研究，区域社会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某一个地方的现象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寻求造成区域性特性的构成要素，从而形成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特质。因此，区域研究至少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同质性，即同一区域具有大体相同的特质，正因为这一特质而造成该区域相类似的现象较多，具有区域普遍性。当然这种同质性并不是区域现象的绝对同一性，主要在于其规定的现象多于其他区域。二是异质性，即不同区域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性特征，正因为这一特质造成该区域同类现象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同类现象。无论是同质性还是异质性，都需要经过比较才能体现，而比较则需要有确定的标准。因此，区域研究与地方研究都属于国家整体的部分研究，但又有不同。地方研究可以不用比较，是某个地方就是某个地方，其研究限定于某个地方。而区域研究一定要发现该区域与其他区域所不同的特质，一定是在比较中才能发现其特质，且这种特质是内生的、内在的，而不只是外部性的现象。⑥

　　作为农村研究对象的区域性，主要是指某类现象在某个区域内更为集中，并因此与其他区域不同。在中国，最大的区域差异是北方与南方。中国地理分布的分界线之一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为北方区域，以南为南方区域。费正清曾描述道：“凡是飞过中国大陆那一望无际的灰色云天、薄雾和晴空的任何一位旅客，都会显眼地看到两幅典型的画面，一幅是华北的画面，一幅是华南的画面。”⑦在世界上，很难找到有中国这样南北差异之大，并对经济社会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中国历史上就曾数度出现过南北分化、分裂、分治时期，如南朝、南宋。南北差异也给政治决策和走向带来影响，如开辟大运河，首都东移和北进，政治过程中的南巡和北伐等。这都表明中国北方和南方有着不同的自然—社会—历史土壤，会生长出不同的结果。如我国农村合作化起源于北方，而分田到户则发源于南方。因此，将区域性作为农村研究的对象，有利于根据区域性特质“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

　　国家是由不同区域构成的空间单位。一般来讲，区域的范围比较大。要对区域内的所有对象进行调查研究，不可能也无必要。由此需要进行二次分类。村庄则是农村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发现区域特性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对村庄性的深刻把握才能深入把握区域性。

　　农村社会是由一个个村庄构成的，村庄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地域聚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都是在村庄内完成的。对于传统社会的农民来说，村庄就是其世界，人生的终身都可能在村庄内度过，因此有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愈是进入现代社会，村庄的地位愈益重要。1949年以后，伴随着集体化，村庄成为具有明确和固定边界的单位，集体经济以村庄为单位组织，即“村集体”。同时，村庄也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位，即“行政村”。

　　更重要的是，村庄不仅仅是农业空间聚落，而且是人与人的结合，并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透过村庄这一微观的社会组织，我们有可能发现整个农业社会及其区域性特质的构成要素。法国学者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仅就其空间中存在而言才具有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将自身铭刻进空间。否则，社会生产关系就仍然停留在‘纯粹的’的抽象中。”⑧农业社会关系及其区域性特质都将通过一个个村落空间体现出来。换言之，没有村庄载体，农业社会及其区域性就无从充分展示出来。因此，村庄是农村社会一个完备的基本组织单位，亦成为农村研究的基本单位。

　　将村庄作为农村研究的基本单位，并通过村庄性把握区域性，对于运用质化研究方法把握农村研究中的“地”与“类”具有重要价值。与量化研究强调普遍性相比，质性研究更强调深度性，即通过深度调查，“将一口井打深”，来获得对对象特性的深入理解。因此，质性研究十分强调“扎根理论”和“深描”。

　　“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扎根理论方法包括一些系统而又灵活的准则(guideline)，让你搜集和分析质性数据，并扎根在数据中建构理论。”⑨这一方法要求：第一，进入现场搜集和分析，这是前提;第二，数据是质性数据，其最能反映对象本质特征的数据;第三，扎根于所搜集的数据之中建构理论，而不是在数据之外推导出来的理论。因此，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进入村庄现场调查，是了解村庄特性的有效方法。

　　“深描”作为质性研究方法，是相对“浅描”而言的，特别强调互动性、过程性、细节性和情境性。⑩“深描”最早用于人类学研究，是基于一种异文化的调查研究方法，用此方法可以更好地发现和比较不同对象的特质，也是发现村庄特性的有效方法。尽管“深描”注重细节，甚至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绝不是什么小事都要进行研究，恰恰相反，对对象必须有所取舍，以选择最能达到研究目的的对象。(11)这种研究显然有助于在比较取舍中把握村庄的特性。

　　质性研究的“扎根理论”和“深描”都特别强调研究者的亲身调查与经验。但是，要让调查者对调查区域的所有村庄进行调查，然后产生结论，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村庄在英文中为“village”，有一句西方谚语说：“Every village has its idiosyncrasy and its constitution”，就是说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特性和脾气。但每一个村庄也有其同类型的共同性，我们可以通过寻找其共同性把握某区域的村庄性。这就需要寻找符合区域理想类型的村庄。

　　理想类型研究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创立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将事物的本质特性抽象出来，加以分类，如韦伯将统治合法性的类型分为三类。在农村研究中，可以借用这一研究思路和方法，选择最符合区域性特征的村庄进行深度调查。区域性特征就是研究者的目标和理想类型。只要选择若干最能体现区域性的村庄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可能从总体上把握该区域类似村庄的共同特征，而不必要对所在区域的所有村庄都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村庄性与区域性是相联系的。只有从区域性整体特征出发，才能选择最能反映区域特征的村庄;只有深度把握村庄特性，才能充分说明区域特性。

　　相对区域而言，村庄的范围小得多，更容易作深度调查基础上的质化研究，将区域性具体化、实证化、动态化。“因地制宜”的“地”和“分类指导”的“类”最具体和最终体现在村庄属性上。由此要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村庄加以分类。

　　1.以村庄名称为标准的分类。村庄名称是一种符号，通过这一符号，可以发现某类村庄的特质。在中国，村庄的“姓”以人的姓命名的非常多，反映了血缘关系与农耕社会同一体的特质。但在不同区域，村庄的“名”却有区别。如在黄河区域，村庄更多是以庄、寨、营、屯、卫等冠名，村庄的建构性群体性强;在长江区域，村庄更多是以村、冲、湾、垸、岗、台等冠名，村庄的自然性个体性强，与水相关。

　　2.以居住状态为标准的分类。村庄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居住聚落。村庄名称是一个村庄的标识和指称。这种标识和指称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想象，而有其内在的涵义，反映了一种居住状态。根据居住状态，可以分为“集居村”和“散居村”。庄、寨、营、屯、卫、店等，更多的是一个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的农村聚落，集居、群居，集聚度高，属于集居型村庄，即“由许多乡村住宅集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大型村落或乡村集市。其规模相差极大，从数千人的大村到几十人的小村不等，但各农户须密集居住，且以道路交叉点、溪流、池塘或庙宇、祠堂等公共设施作为标志，形成聚落的中心;农家集中于有限的范围，耕地则分布于所有房舍的周围，每一农家的耕地分散在几个地点”(12)。村、冲、湾、垸、岗、台等，更多的是人口居住相对分散的农村聚落，主要是散居，甚至独居，分散度高，属于散漫型村庄，即“每个农户的住宅零星分布，尽可能地靠近农户生计依赖的田地、山林或河流湖泊;彼此之间的距离因地而异，但并无明显的隶属关系或阶层差别，所以聚落也就没有明显的中心”(13)。鲁西奇认为，传统中国的农村聚落状态，“从总体上看，北方地区的乡村聚落规模普遍较大，较大规模的集居村落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南方地区，“大抵一直是散村状态占据主导地位;南方地区的乡村聚落，虽然也有部分发展成为集村，但集村在全部村落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而散村无论是数量，还是居住的人口总数，则一直占据压倒性多数”(14)。

　　3.以村庄形成为标准的分类。无论是集村，还是散村，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根据村庄形成的标准，可以分为自然村和行政村。自然村是由村民经过长时间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其语言相对独立统一，风俗习惯约定俗成，以家族为中心。自然村数量大、分布广、规模大小不一，有仅个别住户的孤村(如在山区)，也有数百人口的大村(如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自然村是农民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单位，但不是一个社会管理单位。为便于国家管理，国家建构农村社会管理单位，即行政村。行政村是为实现国家意志而设立的，是一种体制性组织，又称为“建制村”。在不同的时代，行政建制名称不一样。如秦汉时期的乡里、明清时期的保甲。自然村与行政村有可能相重合，也有可能不一致。在南方散村区域，自然村一般较小，通常是若干个自然村合为一个行政村。在北方集村区域，自然村较大，往往是一个自然村为一个行政村。显然，自然村与行政村的合一，有助于国家意志的贯彻实施，村与户的关系更为紧密。

　　4.以血缘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无论是自然村，还是行政村，其基本组织单元都是由血缘关系构成的家庭。血缘关系是农村村庄存在的基本关系。在中国，血缘通常以姓氏加以表征。根据血缘关系，村庄可以分为“单姓村”和“多姓村”。单姓村指一个村一个姓氏。如宗族社会的村庄通常都是单姓村，自然村往往是单姓村。多姓村指一个村庄内有多个姓氏的人构成，意味着村庄成员来自不同的血缘家庭，村庄因地缘结合的特征突出。而“多姓村”又可以进一步分类为“主姓村”和“杂姓村”，前者意味着以一个或者若干姓为主，后者看不出明显的主姓。

　　根据不同标准，村庄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如根据经济水平分为贫困村和富裕村;根据产业类型，可以分为农业村、牧业村、农工商合一村;根据村庄成长历史，可以分为历史名村、移民新村;根据民族归属，可以分为汉族村、少数民族村，等等。但就作为农村研究对象的村庄性而言，村庄的分类不是随意和无限的，而要与区域性的理想类型关联起来，寻找村庄分类对于理解区域性和村庄性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比如，集聚和散居不仅仅是一种居住形态的差异，同时也蕴育着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关系及其意识形态，从而建构起“村庄性”。鲁西奇就认为：“采用怎样的居住方式，是集中居住(形成大村)还是分散居住(形成散村或独立农舍)，对于乡村居民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方式(来往田地、山林或湖泊间的距离，运送肥料、种子与收获物的方式等)，还关系到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与组织方式，甚至关系到他们对待官府(国家)、社会的态度与应对方式。”(15)而在法国学者阿·德芒戎看来：每一居住形式，都为社会生活提供一个不同的背景;村庄就是靠近、接触，使思想感情一致;散居状态下，“一切都谈的是分离，一切都标志着分开住”。因此，也就产生了法国学者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精辟指出的村民和散居农民的差异：“在聚居的教堂钟楼周围的农村人口中，发展成一种特有的生活，即具有古老法国的力量和组织的村庄生活。虽然村庄的天地很局限，从外面进来的声音很微弱，它却组成一个能接受普遍影响的小小社会。它的人口不是分散成分子，而是结合成一个核心;而且这种初步的组织就足以把握住它”(16)。所以，村庄分类不是为了分类，更主要的是通过分类，更好地把握村庄性乃至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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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