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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集翻译、创作、编辑出版于一身，著作多达150种。先生几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步，数十年纵横文坛，交游之广如海川百纳，而为人处世以谦恭为本，如对于徐志摩的“提携”之恩没世不忘，尤其对于鲁迅先生一向称颂备至，敬重有加，可叹一句对他不无意气的“牛奶路”的批评成为某些人轻薄讥笑的口实，先生则反躬自省，至晚年仍一如既往。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每当我想起三十多年前跟赵景深师读书的情景，先生和贵大气的仁者风范与那种“文艺复兴”式沙龙的人文氛围永久萦绕在记忆中，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愈增浓郁。
1979年夏天的一日，在上海近郊高桥的一个修船厂里，我像平日一样在工地上，突然收到一封信，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寄来的。通知我已被录取为研究生，但我所报考的唐宋文学专业已满额，问我是否愿意转到元明清文学专业，导师是赵景深和章培恒。这封信给我的人生带来转折，抬头烈日当空，头顶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胸中翻江倒海。
在这家船舶修理厂工作了十一二年，大部分时间是个小“牛鬼”，那一年厂里刚给我作了平反，高校招生仍允许老三届以“同等学历”报考研究生。向来爱好文学，在“文革”中读了一些唐诗宋词，因此报考时除了唐宋专业别无他选。后来听说我给录取，是因为我的外语成绩比较突出，为了给自己加分，在申请时附上了我翻译和发表了的《卓别林自传》之类的材料。
先生给我们上中国戏曲史的课，每周六下午在淮海路上四明里他家的客厅里。听课不止我一个，师兄马美信是比我高一届的研究生，还有李平、江巨荣这两位师兄，他们都在复旦执教，还有几位外校的。大家排排坐在长桌边，听先生开讲，原原本本从戏曲的起源讲起。关于中国早期戏曲的史料不多，如什么是“兰陵王”啦“参军戏”啦，专家们各有说法，赵老引证史料一一加以辨析，章章节节都已准备了讲稿，细声细气的，有时会讲两个小时，事实上那是他正在计划撰写的中国戏曲史。
其时正值大地回春、百废待兴，戏曲研究领域中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先生年届八旬，体弱多病，然而满腔热忱，全副精神投入教学与写作，似乎在跟时间赛跑。的确，如果把他最后几年的生活起居与学术活动编排一下，其繁忙与多产令人肃然起敬，而那种乐观美感的人生态度更令人赞叹。不光自己笔耕不辍，他的旧著也纷纷出版，对这些他都要做一番修订补充，使之跟上时代，且字字要自己校过。为了推奖学术研究，先生与上海古籍等出版社合作编辑丛书或论文集，如为中州出版社编辑一套《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丛书》，第一本是已故严敦易的《元明清戏曲论集》，他在编辑之余写了一篇长序，寄托其追怀故友之情。此时海内外前来赵府问学求道邀会请文者络绎不绝，凡有利学术的，先生是有教无类，有求必应。虽然他晚年着重戏曲曲艺方面的工作，和李平、江巨荣等规划长远，为培养人才不遗余力。我们也都知道，在现代文学领域里先生也卓有成就，如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文学周报》，他为之写了出版前言，即显示其“活字典”作用之一斑，对这份上世纪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刊物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而他自己也是主编之一。
最让人不可及的是先生对“俗文学”的提倡身体力行，50年代曾与师母在复旦大学演出《长生殿》，至今传为佳话。晚年赵师在家中与师母一起唱戏曲段子也是日常的家庭娱乐。作为“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也与社员一起交流切磋。
最难忘的是有时昆剧团的曲友来访。照片中站在台前唱曲的好像是张洵澎先生，第一排坐着先生和师母，先生旁边是俞振飞先生。
第一个学期结束，我写了一篇关于元代剧作家马致远的读书报告，赵老把他的评语写在一张文稿纸上，题为《陈建华〈陈抟高卧〉读书笔记评语》：
这篇文章行文流畅，能够看出这“隐居乐道”剧与“神仙道化”与“神头佛面”剧区别开来，并引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序说》中的判断为据，这是好的。
作者还引用了《宋史》和套曲《六艺》，以及科学院《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出作者是费过一番气力去考证的。
作者最好的评论是在于陈抟在第三折对宋帝所说的话，认为不下于关汉卿《窦娥冤》。作者再以《秋思·百岁光阴》相比，又引了《陈抟高卧》对于白象笏与紫罗袍的嘲讽，这些都说得很好。
但作者对于其他“神仙道化”剧的引述，未免枝蔓，且未举例，不能说服读者。不如局限在这“隐居乐道”剧《陈抟高卧》为好，故改。
最后陈抟一睡就是“百日不起”，这本是传说如此。我认为这也可以说这是陈抟好的地方，是消极的不与元朝皇帝合作的暗示。晋朝阮籍就是以酒醉不醒来辞掉皇帝以婚姻来笼络他的。总的来看，作者是优点大大地多于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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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2016年12月16日第2版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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