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初步规划”，同年8月相继组成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八个少数民族调查小组，于是各地的调查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组成联合调查采风组，由毛星带队，文学研究所有孙剑冰、青林，民间文艺研究会有李星华、陶阳和刘超参加，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他们调查的宗旨是“摸索总结调查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方法是要到从来没有人去过调查采录的地方去，既不与人重复，又可调查采录些独特的作品和摸索些新经验”。[10]毛星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间文学研究是他文艺学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

　　我们所说的“民间文学”和高尔基所讲的基本意思相同。指的是：为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并在劳动人民中流传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是民间文艺的一个部分。对民间文学进行科学研究，需要与民间的其他文艺形式联系起来。

　　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同时并存，在同一时代里，它们都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反映当时共同的社会风习，反映当时影响各个阶级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但由于劳动人民是生产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不论政治上或者艺术上都是最富于生命力的。

　　民间文学与一般书面文学比较，在思想内容上，语言、形式上，以及所构成的艺术之美上，都有自己的特点。[11]

　　在资料搜集中，他们注重民间文学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这与当时文艺学主流吻合，在国家意识形态导引中形成的民间文学话语一致。采录工作中，毛星注重总结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在民间传说故事搜集中，重视英雄的传说，这些传说都是“具有战斗性和反抗性的故事”，而且英雄大多出身于劳动人民[12]。《白族民歌集》[13]、《纳西族的歌》[14]中搜集了大量阶级意识显著，反映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另外他们关注民间故事、传说、民歌与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关系，重视民歌与演唱者生活的关系等。

　　此次调查采录工作成果显著，每篇故事、传说、民歌都标注了采录地点、讲述人，涉及的方言土语、地名都进行了注释。李星华记录整理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影响极大，特别是该书出版时，毛星《关于白族的几点情况》(代序)以及她本人在书后附加的《关于白族的民间故事传说》，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历史情境中，全方位地呈现了调查者采录整理的思路。毛星以文献资料与口头资料为基础，对白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白族与汉族的关系等进行了论述。他注重文献与调查资料结合，这在当时的研究中“开风气之先”[15]。李星华提到在云南的具体时间以及采录过程，特别提到“多记同一故事的不同讲法，不仅对故事会有全面的了解，便于研究和整理，同时也可以看出群众是怎样依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看法来修改一个故事;也可以了解到民间文学跟群众生活是怎样密切地结合在一起。”[16]可见，本次调查采录在全国民族调查的情境中展开，同时契合民间文学的基本原则与理念，并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1958年，因生产大跃进的激发、党中央的号召而掀起新民歌运动，蓬勃发展的群众创作促进了民间文学工作的迅速发展。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同日，中国民研会主席郭沫若发表了《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本刊编辑部问》。他认为：对民间文学“研究文学的人可以着眼其文学价值方面;研究科学的人可以着眼其科学价值方面。可以各有所主，没有一个秦始皇可以使它定于一尊”;“从科学研究来看，必须有忠实的原始材料”;“忠实的原始记录是工作的基础”;“但是从文学观点上来说，加工也很重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17]等等。

　　1958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进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采录具体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18]，强调要将整理工作和属于个人创作的改编与再创作区别开来，并提出科学资料本与文学读物本，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全国性的采风运动迅速展开，四川彝族著名史诗、叙事诗《勒俄特依》、《玛木特依》、《妈妈的女兒》等，之后編成《大涼山彝族长诗选》、《大涼山彝族故事选》;壮族《刘三姐》、《百鸟衣》等。最后经过选编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二集)，第一集中收编30个民族121篇作品，第二集中收入31个民族的故事125篇。十六字方针没有直接运用西方民俗学调查的术语“田野作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人对其开始质疑，认为它的研究有诸多不科学之处，田野作业才是科学术语，这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批判，最初的调查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它的科学意义则难以抹杀。正如日本学人所述：他们“采集整理的方法和技术虽然还有不足之处，但是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如此大量而广泛地加以采录，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一工作进行得还有些杂乱，但是这标志着把各民族所创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这一个有机的民间口传文学世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而不是零敲碎打地加以把握的一个开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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