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话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大导向，它们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文学实验的两大方向。在这一新的政治语境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获得了发展的契机。1949-1966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围绕国家话语迅速展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由此掀起了民间文艺学领域搜集与整理问题的深入讨论，推动了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与资料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 国家话语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搜集与整理

　　1939年初开始，延安文艺界开始了长达一年多关于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直接影响到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不管是延安还是国统区对于文艺大众化的争鸣，中心都是如何正确对待民间文艺，如何将革命文艺与民间文艺相结合。此后，民间文艺作为艺术作品的功能，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的“结论”部分的讲话，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也是历史的转折。从那一时期开始，中国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时期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思想进一步推广和深化，正如《民间文艺集刊·编后记》所言：“新的民间文艺学研究，今天正在开始。”[1]民间文学一改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研究中的民俗学取向，被完全纳入到文学领域，并逐步取得独立的学科位置。

　　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潮迅速发展，它逐步演化为社会主流，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观产生极大影响，直至中华民国建立后提出“五族共和”。但真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构建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政策，决定了民族话语必然纳入到国家话语系统，其推进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2]。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话语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两大导向，特别是对民间文学，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在形式上，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具有民族和大众特色。从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城，它们的形式不再是外国化或强烈知识分子化的，而是一种能引起中国人民大众兴趣的形式。”[3]这样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开掘与利用就成为1949-1966年中国民间文学发展与研究的重要领域。

　　一

　　民间文艺学与作家文学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研究对象——文本的不同，后者相对而言稳定、封闭，前者则恰好相反。从20世纪初学人开始着手于民间文学研究，资料的匮乏就成为学人抱怨的主要问题，其中一个缘由就是中国传统研究的根基和依据是以文字为根本的。民间文学缺乏文献文本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即使有丰富的相关文献，也必然是挂一漏万的。因此，搜集资料，从现代民间文学出现就成为它研究的一个主要步骤，但尚未正式成为民间文学的学术名词，也没有进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搜集整理”才正式进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范围，它最早出现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章程》规定：“本会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4]这些理论性规定，是在继承“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搜集工作科学传统基础的上提出的。从《章程》的宗旨可以明确看到，它是承继了延安时期解放区对文艺的指向与规范，突出了“人民性”话语。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他指出“……现在要建设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宗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即‘新民主主义文学’”。[5]1942年，在《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规定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周扬对《讲话》进一步阐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6]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北平(今北京)大会师，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7]，成为了指向标，延安的文学精神扩展到全国文艺界，“人民性”成为文学艺术批评的基础概念。民间文艺非常契合“人民的文艺”之要求，“民间文学源头论”成为20世纪50～60年代中期文学史的基本理论，因此对民间文艺的挖掘与利用受到空前的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进入了文学话语系统，并且集中呈现了文学的人民性特质。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基本准则，国家启动了民族识别与考察工作，并实施了大量行开创性、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注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对少数民族聚集的西北、西南地区开展民族文化调查与研究工作。

　　这样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调查工作在文学领域出现交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围绕国家话语与意识形态主流迅速开展。

　　二

　　搜集与整理，在1949-1966年民间文艺学领域，成为一个核心话语。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开始采集全国一切新的和旧的民间文学作品，具体搜集的科学理论是：“①应记明资料来源、地点、流传时期及流传情况等;②如系口头传授的唱词或故事等，应记明唱者的姓名、籍贯、经历、讲唱的环境等，③某一作品应尽量搜集完整，仅有片断者，应加以声明;④切勿删改，要保持原样;⑤资料中的方言土语及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等，须加以注释”。[8]从具体内容看，搜集的规范只是宏观上的导向，在民间文学领域，更多地把资料搜集当做获取民间文学研究文本的一种方式，并且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学人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努力将口头资料转为文献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资料搜集与理论研究的分离。它的弊端是明显的，正如韦勒克所言“这种将‘研究’和‘鉴赏’分割开来的两分法，对于既是‘文学性’的，又是‘系统性’的真正文学研究来说，是毫无助意的。”[9]但就当是的历史情境而言，这五条搜集资料的规定，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在实地搜集资料过程中，特别就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而言，研究者根据具体情况对其作出不同的阐释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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