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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在京城的回族民众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相互融合与抵触的复杂关系，作为城市少数民族族群，他们有着特殊的历史经历，民间故事是其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牛街的传说》是对康熙年间的历史事件进行选择性记忆与情感性改编的结果。传说对事件起因及危机程度进行了平和化处理，对皇帝角色庇护功能的强化提供了当下生存方式的合法性依据。由传说构建的民间历史记忆为牛街回民提供了历史认同与情感归属。
北京作为有着千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的大都市。少数民族民众是北京都市文化的构建者，他们以自己的特色丰富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位于北京中心城区的牛街，是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回族聚居社区。牛街回族居民作为大都市中的少数民族族群，既灵活接受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文化的影响，又原则性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特别是伊斯兰教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习惯、仪礼、禁忌等带有标志性特征的民俗文化。他们政治上受最高政权的直接管辖，周边生活着汉族等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民族。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性既让他们感到自豪，又因自己的特殊性而产生生存的担忧;而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令人忧虑的事件。牛街人用民间故事的形式记下了这样的历史。《牛街的传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它是牛街人独特的民间记忆，是表达民族认同、民族情感的载体;是牛街回族民众既坚守传统又力求生存发展的哲理反映。
一、故事文本与历史事件
《牛街的传说》讲述的是牛街的由来，包括其名称、居民区及清真寺的来历，但其核心“故事”情节是牛街居民的一场凶险经历：康熙年间，牛街回民夜间礼拜的习俗被官员误解为非法集会，以涉嫌谋反的罪名被告发到皇帝那里。康熙亲自前往探访，了解到这是宗教习俗，并非谋反，便颁发圣旨保护回民习俗，礼拜寺得以保全且更加兴旺。如今圣旨犹在。[1]
这篇故事所涉及的“康熙私访牛街”事件，在《北京风物传说》与《回族民间故事集》中有两篇异文，其情节提要如下：
《牛街礼拜寺的匾》：康熙年间有人告牛街回民在礼拜寺集会，意图造反。康熙派人查实为宗教仪式，但仍有告发。康熙决定亲自探查，遂扮作教民参加了礼拜，发现绝无造反之事。于是康熙严惩诬告的奸臣，并下诏保护回民习俗，重修礼拜寺，亲题匾额。至今匾额犹存。[2]
《私访牛街》：不懂民俗的京城检查御史看见牛街回民集会，便向康熙皇帝告发回民造反以邀功。康熙权衡利弊后认为不能轻举妄动，决定亲自去探查。他扮作教民，连续几天参加集会，发现并没有造反事实。康熙回宫严惩御史，下圣旨并赐半幅銮驾给清真寺，保护教民习俗。至今圣旨犹存。[3]
两篇异文同《牛街的传说》的情节基本一致，皆为牛街回民礼拜被误认为非法集会，以谋反罪被告发;皇帝微服私访，解除误会并下旨保护回民。
故事中的“误会”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其后果却可能很严重。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谋反是高层管理者最为忌恨的罪行，对谋反的惩罚也最为严厉血腥。牛街清真寺的聚众礼拜活动如果真的被判定为聚众谋反的集会，那么清真寺和牛街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这场危机对于牛街而言，几乎关联到整个族群的生死存亡。
由礼拜集会所引发的生存危机是否实有其事呢?有两个证据说明该故事并非完全虚构：一是牛街清真寺保存着的一块圣旨牌匾。圣旨上面的文字是：
康熙三十三年六月
圣谕
朕评汉回古今之大典，自始之宏道也。七十二门修仙成佛，诱真归邪，不法之异端种种生焉。已往不咎，再违犯者斩。汉诸臣官分职，时享君禄，按日朝参;而回逐日五时朝主拜圣，并无食朕俸，亦知报本，而汉不及于回也。通晓各省：如官民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教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不可违命，勿负朕恩有爱道之意也。钦此钦遵。[4]
这篇诏谕中蕴含了两个主要信息：一是认可回民对于清廷统治的忠诚;二是严厉禁止诬陷回教谋反的行为。这道圣旨的针对性非常明确，即禁止“借端虚报回教谋反”。需要皇帝以圣旨形式明令禁止“虚报”，恰恰反映出社会上诬陷回民的事件不止一次。
第二个证据是牛街志书《冈志》中所载康熙三十三年的“回民奸细”事件。《冈志》的《灾异》篇有如下记载：
康熙三十三年，厄鲁特犯顺，遗奸细十余人，随进贡蒙古混入内地。其中有古尔巴尼、沙革阑德二人，冒充红帽回子潜匿京都，往来各礼拜寺。教人不知其逆党也，皆敬信之。东城人马惠泉迎沙革阑德至家，奉如神明;西寺赛义德常邀至家一饭。后古尔巴尼为理藩院巡卒所获，供称：“本国差十余人来打细，吾二人系哈密回子，故寄住礼拜寺赛义德家，无赛义德之时，即寓掌教家。”事闻，有旨严拿重究。[5]
根据文中所记，蒙古葛尔丹派“奸细”扮作新疆回民寄居京城回民家中，京城回民出于互助原则，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收留了探秘者。据《冈志》记载，事发后统治者对奸细事件十分紧张，在牛街回民聚居区实行戒严：
彼时兵马(司)按户造册，八旗拨禁兵，提督拨营兵，围守各巷口，不放贸易者出入。强欲出者，兵丁即以梃杖蔽之曰：“但候旨下，将尽屠汝等，谁敢放汝行也。”杨伯林妻殁，不许出西便门，葬于枣林街之乱冢。教人皆闭户不相往来，男妇涕泣沐浴以候。[6]
从起初的蒙古奸细牵连收留者，到将整个牛街封锁，甚至打算将其“尽屠”，形势的发展无疑极为严峻。尚书满丕这样建议：“京城回民私通外寇，谋危社稷，此大逆也。臣议无分首从，宜尽屠之，以除心腹之大患。”[7]足见当时情势之危险。这场危机最终因康熙帝的明智得以化解：
上曰：“不然，京城回民，亦朕之赤子也。彼各有身家性命，岂肯通连外寇以自丧其身，此必无之事也。或者回民尚义，同类相亲，致有此累，彼若知其叛为，早出首矣。尔只严缉奸细，毋株连好人。”丕回署再审，无证据。与侍郎议，召保候勘。[8]
康熙的宽容睿智使得管理者能够进行较为公正的审查，结果并无证据证明京城回民与叛乱有干涉，一场灭顶之灾侥幸躲过：“都中各寺，俱开经答谢;教中男妇各捐所有，以为祝筵之资。途遇者，皆有更生之贺。”[9]然而与奸细有直接关联者仍被严厉处置：
“其所捕之奸细十余人，或自陕西，或自山东，远近不等，皆相继捕到，骈斩于市。其教人虽不知叛情，坐招揽面生可疑之人，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马惠泉发遣杭州，康熙四十年赎罪回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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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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