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文中已经提到,在二十年代后半叶,旗袍被革命学生赋予了很强的“进步”意义,对比阔家小姐太太的飘飘长发、时髦西服,剪短发、穿旗袍意味着自尊自爱、追求进步[72]:一方面这是女性自主选择的服装,它意味着对旧“风化”的挑战;另一方面这表现女性的自强,不做无用的花瓶,一切向男性靠齐,也能和男人一样学习、劳动、甚至革命。这种“男性化”虽然在当时受到了不少批评,被调侃说是不男不女的妖服;但至少在革命群体内部,他们坚信这是进步的,所以当军阀孙传芳禁止女性穿旗袍时,孙大帅遭到了左派媒体的猛烈抨击,说这是捍卫旧宗法、阻碍妇女解放的“反动”行为。[73]

　　这一时期女学生中流行的是长及膝盖的短旗袍,风格朴素,按张爱玲的说法是代表一种“清教徒的风格”[74]。但进入三十年代,旗袍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奢靡暴露,这就引来了很多批评。

　　一种批评认为它代表着一种旧势力的“反动”;有的人认为旗袍是士大夫阶级的奢靡穿着[75];而有些更激烈地认为“长旗袍简直是文化的反动”,因为它像古代皇后贵妃的衣服,女性穿起来看上去就像戏台上的老太婆,没有时代精神,所以“反对长旗袍是促进中国文化的进步与革命,是求人类生活的科学化、合理化”[76]。

　　另一种更广泛的批评则是它使妇女成为男子的玩偶、失去自我。我们知道,在二十年代初旗袍是经由妓女的提倡而时兴起来的,早期的旗袍大多都很贵,动辄几百大洋⑤,一般是上等娼妓或阔人家的姨太太才敢穿。[78]所以在一些人眼里,认为只有“野鸡才穿旗袍”[79],那些穿旗袍的妇女“只配到上海胡家宅或是四马路一带穿了旗袍曼立远视而望,幸喊几声‘来、来’”[80]!这种看法随着旗袍价格的降低与革命女学生加入穿着行列而暂时发生了转变。但到了30年代,随着旗袍的变长与走向暴露,旗袍又开始与奢华、堕落联系在了一起。与旗袍相搭配的已不是进步女学生的短发,而是风月场上的高跟鞋。一袭华丽的旗袍、高高的开衩,再加上摩登的高跟鞋,成为那些卖弄风情的交际花、女招待们的典型形象。[81]即如茅盾在其小说《子夜》中描述的那样:“淡青的印花的华尔纱长旗袍,深黄色绸的里子,开衩极高,行动时悠然飘拂,闪露出浑圆柔腴的大腿。”[82]长及鞋面的旗袍非但不再适合女性工作,反而大大有碍于女性的活动,当时就有不少关于女性因穿旗袍而绊倒出危险的报道。[83]旗袍所剩下的唯一作用似乎就是取媚男性。

　　在一些持革命观点的人士那里,长旗袍成为革命精神衰退的代表。在他们眼中,旗袍是社会的腐化剂,阻碍国民进步、消磨青年斗志,让女学生沉迷奢侈、不思学业[84],让男学生堕于女色、不务上进。1932年,一位作者在《学生文艺丛刊》上写了一篇关于旗袍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位叫刘镇西的贫寒学生,为了追求一位姓何的漂亮小姐,日夜想念,却苦于无钱给小姐买旗袍而致病倒。在同学的奔走下他终于从一个老师那借到了钱,他拿到钱后,一下子就从病榻上蹦了起来,欢天喜地得捧着钱去给何小姐做了一件精美的长旗袍。可是当他把旗袍喜匆匆送去给何小姐时,换来的结果却是“她睬也不睬他手里的旗袍是怎个样儿,怎样花儿,停着手中的工作,顺手一挥,他手里捧着的衣包,也就趁着手势不翼而飞出去了,炫耀人目的旗袍与报纸也飞开来,新的旗袍像一条火般地落到对面积地有污水的街沟里,火也熄灭了,几成黑色,只有报纸还在空中飞舞着,一件预备爱人穿着的旗袍,倒做了街沟的伴侣”。见到此情此景,镇西一时怔住了,“说不出话来,呆呆地望着她”。却只听到何小姐冷冰冰得说:“你真是蠢极了,我先前受了你的骗,昨天才知道你不过是一个穷小子,难道我配与一个穷小子说话吗?做朋友吗?”镇四终于领悟到这种奢侈不切实际的爱情是虚无的,“哎,爱就是这样的,我的失去的志向啊!快回来吧!救国还须从求学开始,有高深的学问,才能救国,现在中国不是该救得吗?”于是回到学校拿起了书本,开始重续自己的远大理想。[85]

　　不过,虽然舆论对于旗袍有诸多批判,甚至国民政府也有若干举措限制旗袍[86],但已然阻挡不了旗袍的流行,民众还是对旗袍趋之若鹜,最多是在款式上有所收敛,无论评价它奢华也好、堕落也好,它确已成为女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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